1 “批评”：整体文学活动的一部分 我提出“中国批评”概念①，主要描述80年代以来中国几代批评家的整体面貌，但现、当代“中国批评”本身许多相关历史与理论问题还未及展开，现再略申前议，以供商榷。 谈“中国批评”，先须了解一般所谓“文学批评”。有人将凡带分析、评判、论辩色彩的文学研究悉数归入批评。但校勘古籍也会牵涉主观判断而有分析、评判和论辩色彩，是否也算批评呢？研究文学不可能坚守纯客观立场，倘因此就是文学批评，批评便被无限放大而等同于一切文学研究，这不啻取消了批评。 批评，应有相对具体而狭隘的定义。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区分“文学研究”为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应者靡然②。文学理论，探讨文学本质、起源、作家素养、创作方法、作品存在方式（体裁、结构、语言、意义等）、阅读和接受，也涉及文学史和批评，但毕竟属纯理论探讨，并不纠缠于文学史细节，也不以评判具体作家作品为目的。文学理论追求普遍性规律性的知识，表述尽可能抽象化和体系化。 文学史研究旨在发掘第一手材料（作品、通信、日记、年谱、档案、期刊、手迹、图片等文字和实物材料）并加以收集、甄别、校勘、整理，同时考证作家的生平与交游，团体和派别的出现与解散，在此基础上分析各体文学演变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不同时空文学传统相互影响的踪迹。虽然也会上升到对创作和文学发展的规律性把握，但一望而知是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宏大社会历史框架内并非孤立存在的文学史线索。文学史著作也包含史家对作家作品言简意赅的评判，相当于片段的批评（如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但这是为了增加历史叙述的深度，或修改先前某些与新的文学史框架相抵触的定论，目的还是为了修史，并非故意将文学史写成文学评论。 至于批评，乃是批评家以其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素养（有的批评家本身就是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以及他对当代社会的切实感受、理解、要求和希望，进入作者与作品之林进行精神的冒险。他孤军奋战，发现佳作，破坏偶像，挑战陈见，勘探细微变化和未来发展的信号，倡导先锋精神，保护被歧视被压抑的文学天才。批评有时也从经典作品再阐释出发（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但主要以当下文学为对象，努力与当代读者对话，指出同时代或当下有影响的作品之是非美丑。批评家的感觉须特别敏锐，思想须特别具有穿透力爆发力，须尽可能贴近创作而懂得其中三味，语言表述也力求形象性与可读性（某些批评家也是作家，其批评文章就是可读性很强的创作或半创作）。 这只是抽象划分，实际并不如此绝对。古今中外文学研究，有些分科较严，更多则是混合型而有所偏重。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主体是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理论，但也是公认具有渊博的比较文学史知识和敏锐的批评见识的包罗万象的著作。被鲁迅推崇为东西文论之“楷式”③的亚里士多德《诗学》和刘勰《文心雕龙》，前者多谈悲剧而兼及一般理论，“模仿说”、“净化说”影响深远，具体批评不多。《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④，全书五十章依次讨论文学本质、起源、功能、各体文学特点及历史、作家修养、创作过程与方法、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风格和语言、批评与鉴赏，批评只占一小部分。尽管刘勰对批评要求很高，“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但其批评还是逊于其理论综合力。钱钟书说刘勰“不解于诸子中拔《庄子》，正如其不解于史传中拔《史记》，于诗咏中拔陶潜；综核群伦，则优为之，破格殊伦，识犹未逮”⑤。刘勰尚且如此，遑论其余。 批评乃整体文学研究之一部分，浓缩了批评家对古今中外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研究，由博返约，灵活介入当代或当下文学现状，成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谓“一种不断运动的美学”：既在批评中贯彻美学，更在批评中校正美学。详备深湛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为批评之所需，却并不保证批评的成功。刘勰如此，黑格尔亦然。“周氏兄弟”识见过人，足以影响文坛倾向，至于及时发现和评判作家作品也力有未逮（“二周”对徐志摩、茅盾、沈从文、老舍、曹禺均未能及时评骘）。严羽所谓“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也可借来说明批评：批评须理论和历史支撑，但也有“别才”、“别趣”，因为批评是整体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也是整体文学活动（文学组织、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所触及的整体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善用多方面的资源灵感，会赋予文学批评一个异常广大的空间。 详备深湛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为批评之所需，却并不保证批评的成功 2 传统批评之取径 中国传统批评所展开的空间非常诱人。传统批评多以短小灵活见长，或独立小篇，自成天地，或散见各家并非专门论文的著述，如水之含珠，石之蕴玉，总之都不取谨严浩大的著作形式。少数几部独立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钟嵘《诗品》、严羽《沧浪诗话》、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刘熙载《艺概》，规模皆远不及《文心雕龙》——这本向来被尊为中国批评高峰的奇书，正如作为中国小说极致的《红楼梦》，只可有一，不可有二。《梁书·刘勰传》说他“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可见他受佛教影响极深。范文澜说“彦和精湛佛理……盖采取释书法式而为之，故能鳃理明晰若此”。周振甫先生认为所谓“释书法式”，即佛教“因明”之学，类似古希腊逻辑学⑥。《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概因其依托域外文化背景，故属中国批评之特例，非中国批评之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