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456(2000)02-0035-08 闻一多对《易经》、《诗经》、《楚辞》、《庄子》、古代神话、乐府、唐诗、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及绘画都有着深刻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他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融“五四”精神于己身，在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和阐释上，他发扬了“五·四”青年反封建的传统，以激昂的批判精神重新对中国古代文化加以审视，并给予了新的发掘和阐释；在方法论上，他一方面继承了清代以来的朴学传统，另一方面引进了当时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角度重新透视古代文化现象。因此，他的研究方法摆脱了传统注释批评方法的直观的经验的某些局限，改变了那种只注重从社会道德价值阐释作品的评价方式，力图对古代文学典籍作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闻一多大量地运用神话学、民俗学、民族学、考古学、美学以及心理学等方面的综合知识来透视中国古代文学现象，解说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并得出了富有创见的结论。 本文主要以闻一多对《诗经》、《楚辞》和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成果为分析对象，来对其研究方法加以归纳总结，以期再现闻一多文化阐释批评方法的特点及所显示出来的自觉的历史反思意识。 一、闻一多对中国古代典籍的阐释原则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人类文化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所共同追求的目标，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如考古、田野考察、语义的钩沉、破译典籍等），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和社会生活场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阐释批评方法就是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方法。这种方法最根本的特点在于“还原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真实的生活场景”。文化阐释批评家认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生活场景”就是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学艺术所产生的土壤，它决定了古代文学的形态及特征。“还原”就意味着去揭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原生态的生活”，就意味着回归到当时的历史现实生活中去看待文学创作，去研究并诠释神话，去揭示古代文学典籍真实的思想内涵。这一研究方法本身有一个较长的形成过程。最早具有这种历史“还原”意识的，可首推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维柯在其《新科学》中，就开宗明义地说明了他独特的方法论： 第一，“本科学必须从它所处理的题材开始处开始。”“我们的研究起点应该是这些动物开始以人的方式来思维的时候。”[1](p139)这就意味着，对人类文化意识形态的研究应当从它最早的原点开始，这就是维柯独创的“追本溯源”的研究方法，而“追本溯源”就是《新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第二，维柯从“追本溯源”的原则出发，力求去发现人类意识形态的形成根源，去解说其基本特征。他认为，应当立足于古代人的思维方式、宗教习俗、道德伦理法则来“还原”历史和神话传说。 维柯在《新科学》中运用自己的新思想新方法，从三个方面还原了古代人类的基本特征： 第一，维柯还原了古代人的思维方式。他把古代人类的思维称之为“诗性的思维”。这种思维充满了形象性和情感性。其内涵很接近法国人类文化学家列维·布留尔所谓的“原始表象”、“互渗律”的思维方式。20世纪的现代思维科学则称“诗性的思维”为“原始思维”。 第二，维柯试图还原已经消逝了的人类最早的典章制度。他指出，后世的人不知道古代生活的真实状况，因而对古代许多事物、风俗的理解发生了误解，产生了歧义。维柯由此而揭示出了被历史风尘所湮没了的古代婚姻和财产关系，把神话还原为现实。 第三，维柯还原了《荷马史诗》。他认为《荷马史诗》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或传说，荷马这一名字代表了实际上曾经存在过的某位或某些作者，史诗是民族历史的真实记录。 维柯的《新科学》对于黑格尔所总结的“历史——逻辑”的研究方法、泰勒在《原始文化》、弗雷泽在《金枝》、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麦克斯·缪勒在《宗教的起源与发展》、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等著作中所运用的方法，及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方法都有深刻的影响。例如，英国人类文化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还原了古代人关于王位继承的方法和巫术仪式；泰勒在《原始文化》中还原了古代人类的万物有灵观，以及各种巫术仪式的思维内涵；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还原了古代人类共有的“前逻辑”思维方式，揭示了原始思维的“集体表象”和“互渗律”等思维规律；荣格以“集体无意识”和“原始意象”的理论来还原古代人的心理及思维特征；加拿大学者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还原了神话传说的社会内涵，提出了“原型”、“母题”和“原型意象”等范畴。正是这一系列研究方法的发展，从而完善了文化阐释批评方法。 20世纪初至30年代，正是西方各种现代学说流派蓬勃发展之际。例如，风靡一时的“审美移情说”、费希纳的科学实验方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杜威的实证主义、容格的心理学理论以及同样注重实证和田野调查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人类文化学的研究方法”等等都开启着人们的思维，扩展着人们的研究视野。“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学者开始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研究方法。一些国学功底深厚的中国青年学者，他们受到强劲的西学东渐之风的影响，开始以西方的研究方法来重新审视中文化和文学。那时，中国传统的“单纯的训诂考据法容纳了新输入的分析论证方法，而扩展变化为文化阐释法；西方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研究模式被同化到清代以来的‘实事求是’的朴实传统之中。”[2](p48)闻一多正是在国内的清华园和在国外留学的环境中，自觉地接受了这些新观念、新思维、新方法的影响，并创造性地运用这些方法来研究古代中国文学的。值得说明的是，闻一多研究中国文学是带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反封建的战斗精神投入的。他力求在古代文学中，发掘寻找出中华民族“集体的力、集体的诗”，借古代本民族原始而“野蛮的生命力”，“给后代的散漫和萎糜来个对症下药”，[3](p17)以增强处于危难境遇的民族的凝聚力和抗辱力。所以，闻一多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创新的意义，而且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