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似乎又有些沉寂了——好久不再有“热点”问题出现。“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理论的边界”、“审美意识形态”等话题虽然依然有人在谈论，但已经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但毫无疑问，文学研究还在进行，而且还不断深化、细化着，这门学科或学问并没有、也不会消亡。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探讨如何更加有效地进行当代文论的建设了。以我的一孔之见，走向反思，走向阐释，走向自我认同大约可视为今后文学理论发展的三条基本路径。 (一)走向反思 所谓反思，是指主体对自身思想和行为的觉知与监控。布迪厄和华康德合著的《实践与反思》一书的副标题为“反思社会学导引”。该书认为“反思性概念的范围包括自我指涉、自我意识、叙述或文本的构成要素之间的循环关系，等等”[1]39。他们认为“反思社会学”与传统社会学的主要区别之点，即在于对社会学家自身的言说立场、言说可能性予以反观，从而扩大了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揭示出社会学知识自身生成的复杂性与深层机制。在这里，我借用“反思”或“反思性”这个概念，意指文学理论的一种研究路径。这种研究把文论及文论言说者自身纳入研究范围，把对文论话语的产生与演变、结构与功能的探讨与对言说者的身份、立场的考察结合起来，从而扩大文论研究的范围，深化文论研究的意义层面，揭示出社会状况与话语系统、文论观念与言说者身份之间种种复杂的内在关联性。就研究范围而言，走向反思的文学理论关注古今中外一切文论知识系统，并且以反思的态度对待之，从而走出传统的非“我注六经”即“六经注我”的二元选择模式。对那些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为资源的文论话语的反思式研究不仅可以提供新的解释，破除种种神话，揭示新的意义，而且对今日文论建设可以提供借鉴与参照。 反思性文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无疑是那些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文论观念、范畴与命题。它们代表着一个时期人们对文学的基本看法，有时甚至被作为“自明的”东西来征引和使用。对这些东西的反思式探究，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在某个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意义生成模式以及社会文化状况。文论话语永远是一种表征。它的背后总是存在着更为根本、更为强大的社会文化因素。因此，对文论话语的反思性研究就往往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文化研究，是从一个侧面对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的理解与把握。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反思不是理解、解释或阐发，而是追问，是揭示，是关于没有被说出的东西的言说。作为理解或解释的文论所问的问题是“是什么”、“是怎样的”；作为反思性的文论所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何以会如此”。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反思性文论是更为深刻的一种思考和研究。然而这种研究路径并不仅仅是对已有之物深层原因的探究，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后现代主义意义上的解构或消解，反思性文论在根本上是一种建构行为，可以提供新意义。这一研究路径通过对文论话语与特定社会文化观念与种种知识形态之复杂关系的辨析，可以揭示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生成模式和价值取向，从而使文论话语中原本被遮蔽的那些丰富的文化意蕴显现出来。 反思性文论不仅对文论话语本身进行研究，还对文论的主体或言说者进行反思性追问。因此“谁在言说”、“他何以如此言说”就成为反思性文论感兴趣的话题。例如，在布迪厄看来，文学场域与哲学场域、政治场域等文化空间一样，都存在着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争夺控制权的斗争，这种斗争与社会上各种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角逐具有某种关联性，故而也具有政治性。这就是对主体或言说者的追问，是比文本反思更为深刻的一种反思性探究。言说者的身份认同和言说立场绝对是有追问意义的，一种话语建构在很大程度上由此决定。包括文论话语在内的各种学术话语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形态，是人们对外在事物的客观理解，实则不然，这些话语系统往往是言说者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反思性文论不仅对既有文论话语之言说者身份进行反思，而且对当下言说者本身的身份认同进行反思，从而使文论的话语建构成为一种更为自觉的、清醒的、自我对话式的言说方式。 由此言之，反思性文论是文论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走向阐释 所谓走向阐释的文论是相对于以前那种从某种既定观念、原则出发，通过逻辑演绎进行话语建构的文论言说方式而言的，其核心是指向具体的文学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阐释是言说者针对具体对象的理解、解释与评价行为。文学理论原本就是阐释，后来由于人们赋予文学理论以太多的使命，这门学问才由阐释走向了立法性质的话语建构。近年来，我们的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了那种作为非阐释性话语建构的文学理论的误区所在，力图使文学理论回到阐释的轨道，应该说这是合理的转变，而且这种转变也与西方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文学理论的演变趋势相吻合。 对于文学理论思考方式与言说方式转变的原因我们可以用一种极为宏观的、大而化之的方式予以概括： 从哲学层面看，这种转变与人的思维方式的变化相关。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原本没有什么理论思维，更没有那种把由概念、逻辑构成的世界视为真实世界，反而将我们生活其中、看得见摸得到的世界视为虚妄的形而上学谬误。后来出了许多自以为是的大哲人，试图以一己之力囊括宇宙四海，吞吐八荒，将天地万物控于手掌之中。于是绞尽脑汁创造出一个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以概念为砖瓦、逻辑为筋骨的想象性世界，并自以为这样一来外在世界就真正被掌控了。在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冲动之中，那种抽象、玄虚、深奥难测的理论言说成为哲学话语的主导方式，原本就与哲学密不可分的美学、文学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形而上学色彩。西方从19世纪中叶即开始对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传统进行深入反思(费尔巴哈、叔本华、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人为代表)，一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终于开始改变这种形而上学传统，使理论言说走向一种对话、一种阐释、一种直接指向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的言说，渐渐远离了那种否定具体性的逻辑思辨。在这样的思维方式、言说方式演变的大潮中，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美学或文学理论远离纯粹的逻辑演绎，走向具体性，走向阐释，应该是势所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