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我不太轻易用“转型”、“重建”、“危机”一类字眼谈论“文变染乎世情”、但以后又会被我们“集体反思”的话语和思潮现象，因为就像百年来西方观念进入中国，文言文变为白话文、学术研究推崇科学实证主义、以西方人道主义思想进行文化启蒙，并没有能改变中国人在生存平面上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一样——我们反而是以此为基础来把西方的各种思潮、观念、行为与制度作为工具使用的，到头来还是使得理论虚无主义盛行。所以我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不能生产自己理论”从而真正影响和改变中国社会现实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既难以深刻地理解和批判过去我们所信奉的观念，也难以在认同现在似乎很贴近现实的观念时保持对这样的观念的必要的批判，从而也就最终不能说清楚“中国现实”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包括海德格尔、福柯、哈贝马斯、伊格尔顿在内的西方理论家，均是以自己的独特观念和思维方式来谈论过去和现在，所以他们每人对过去的批判均是不同的，并因为这种不同拓展着我们对传统的“不同认识”。即便他们所倡导的思想形成的思潮过去了，你在领略他们的理论时，依然会被一种独特的思想批判力量所触动而兴奋。可惜这样的状况，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中国问题”体现为：一个学者如果过去赞同“文学有确定性、普遍性定义”，今天又认同“文学的理解是不确定的、非普遍性的”，抑或徘徊于两者之间用“既确定又不确定”的调和思维说话，我认为就既不属于“本质主义”思维，也不属于“反本质主义”思维，而是缺乏“对事物本质化或观念化把握能力”的感性思维在支配自己的理论性生活。最重要的是：理论的观念化思维不是简单赞同“本质化思维”，也不是简单认同“非本质化思维”，而是在这两种或对立或调和性意见的批判中产生自己的理解、创见并产生“中国理论思维方式”。即便一时还不能生产自己的文学理解，就当前的“反本质主义”思潮而言，也必须对包括伊格尔顿在内的西方理论家以“中国问题及其理论期待”来持批判性审视的态度。出于对这样的思想和理论立场的努力，本文拟就近期文艺学论争中涉及到的一些理论问题略呈己见，与关心这些问题的朋友共同探讨，目的在于通过一些概念的辨析以深化理论建设上的“中国问题”思考。 上篇本质·本质主义·本质化·反本质 显然，围绕“本质主义”还是“反本质主义”展开的论辩，是近期一些论著和论争文章讨论文艺学的焦点问题。针对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教材①中所说的“受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学科体制化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与传授体系……总是把文学视为一种具有‘普遍规律’、‘固定本质’的实体，不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出并讨论文学理论的具体问题……”等观点，支宇、章辉的批评性文章分别从理论需要建构的角度指出上述观点有理论解构和虚无主义的倾向②，而陶东风为自己的辩护则重申自己是“一个建构主义者”，只不过是“历史性和地方性”的建构③，而不是普遍主义的建构。这样，问题又转化为承认一种“本质性建构”、但反对“绝对化、普遍化的本质建构”中来。于是，中国的现代文艺学建设究竟需要不需要“本质”或“本质主义”的思维？需要何种性质的“本质”或“本质主义思维”，“反本质”或“反本质主义”思维是否可能，等等，便成为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否则，这场“反本质主义”思潮未必不会进入一种理论的“再反思”状态。 我认为，把出于“本质化”努力去定义文学的文学观，简单理解为一种似乎超越时代的“普遍规律”，在中外文艺理论史的经验中是很难成立的。因为我们必须回答好这样的问题：有哪一种文学观是被中外文艺理论家共认具有普遍性或永恒性的“文学本质观”？又有哪一种文学观不是具有时代色彩和文化地方性色彩的“本质观”？无论是“艺术即模仿”，还是“艺术即表现”，抑或“艺术即形式”、“艺术即解构”，加上中国的“载道说”、“缘情说”以及现代以来的“人学说”、“活动说”，再加上作家自己所理解的没有进入文论史、带有个人感受性的文学观，文学观的变革和多样性存在，恰恰说明它们是受文明的转变、时代的变化、文化的地方性理解乃至个人感知所制约的，都是被一定的历史境遇规定并带有地方差异所产生的文学观，而不是“超时代”、“超文化”的普遍的文学观，更未出现“一劳永逸的揭示”的存在状况④。即便20世纪以后的中国文艺理论家推崇过西方的各种文学观，似乎有个西方文学观“全球大同”时期的到来，其中也存在一个“理论言说之热中”并未在中国生根的问题——这种“未生根”的文学观，一方面因为中国文学理论家的功利主义意识作祟——即将西方文学观工具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新潮文学家借“艺术即形式”来对抗“载道”性文学，便是一例；另一方面，被中国文论家倡导的“西方文学观”与“中国文学创作实践”一直是脱节的，就像很少中国文论家用西方的结构主义和系统论方法去分析中国文学作品一样，即便新潮文学家对形式的把玩心态也是有悖于西方文学家对形式的认真和虔诚的。这样的状况，必然使得西方文学观在中国语境中因为“貌合神离”而失去其真正的“普遍性”意义。《文学基本理论问题》也承认“在一定的时期与社会中，文学活动可能出现相对稳定的特征”⑤，如果理论家对“时期”和“社会”的认知是基本相同的，这就必然会出现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时代人们对“艺术即直觉、表现”的艺术观的认同，也必然会出现新时期人们对恢复文学的审美直觉和审美感受的艺术观之认同。而不少处于从“极左”路线走过来因而一时还不能告别“意识形态思维”的学者，也会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徘徊从而会对钱中文、童庆炳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⑥的文学观予以认同，我们能否把这样“相对稳定的文学认同”读解为“一劳永逸”的、普遍固定的“文学本质观”？所以，“反本质主义”如果对其所倡导的“历史性”和“地方性”没有特别界定，就不能笼统地说古今中外的文学观是“超历史”、“超地方”性的。因为所谓“历史地”理解，应该是以对时代性质的认同而不是以时间为单位的——今天“五年”就会发生变化的“历史性”与过去“五百年”甚至“上千年”才发生变化的历史现象，是等值的。所以不少学者对“审美意识形态”文学观的认同，也是对以“意识形态”思维看待我们时代的历史性质密切相关，这种观念便没有成为“超历史”的文学观。对“审美意识形态”文学观予以批判的学者，只不过很可能是以“后现代的历史观”来看待我们时代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