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西方文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学说林立，流派纷呈，旌旗漫卷，变幻神速。一种观念问世之后，旋即被另类样式的文论思想和批评模式所取代，先行者们的建树不断被后继者们的创新所置换，像“走马灯”和“万花筒”那样复杂多变和丰富多彩。从俄苏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现代主义、新人本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其中，所谓“语言转向”、“文化转向”和“历史转向”都对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这些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资源，适应着当代中国的需要，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春风，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涌入中国，对中国文坛的理论创新起到了策动、催生和触发的正面作用，从文艺创作、文艺观念、批评模式到社会文化研究思潮都发生了多层面、立体式和全方位的带有激发性和原创性的积极影响。大江奔涌，难免龙蛇混杂、泥沙俱下，现当代西方文论，从思想内涵、精神意蕴到价值取向都是带有复杂的双重性和两面性的。对其中的宝藏和劣质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鉴别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厘清其中的魅力与局限，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本着“以我为主”、“和而不同”和“择善而从”的原则，拿来有意义的思想成分，去掉无价值的精神杂质，对正确选择、阐释和评价现当代西方文论资源，对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的新建与重塑，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现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本质 （一）关于文学与历史关系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至今仍然是解释历史发展的科学的思想和方法。福山所宣扬的“历史终结论”和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所宣扬的“反历史决定论”，都歪曲了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可以说，是利用被僵化和教条化的庸俗社会学和庸俗政治学作为攻击历史唯物主义的口实，把历史唯物主义丑化为机械的线性的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历史是有规律的，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事物的解释的有效性，同时注重时间、空间、态势、关系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制衡作用，并以此决定国情定位以及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认同。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简单的目的论和线性的历史观是没有根据的。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把历史结构理解为“基础论”、“主导论”和“合力论”的辩证统一，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理解更加丰富和深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最具先进性和生命力的历史理论。 西方的一些片面和浅层的历史理论反对宏大的历史叙事，然而历史的重要事件和宏伟的历史过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必然反映到作家的头脑和作品的叙述中。诚然，新历史主义理论是有积极作用的，新历史主义力图打破形式主义和传统历史主义的双重局限，重建文本与历史的关联。它对历史的非人性现象的批判，对生活的荒诞性的指控是宜人的。有的学者把新历史主义理解为运用诗学手段对文本实施历史、政治、经济的综合研究，通过符号系统，释放历史意蕴和人格精神。显然，这种跨学科性质的文化诗学，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属性”，仿佛又重新引起了人们对社会—历史—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的重视。新历史主义弥补了被主流历史边缘化或被遗忘的角落，有利于凸现弱势群体的历史地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推翻、消解、改写和重塑了传统的官方史学所记载和叙述的迷误和谬解，从而使正史变得更加真实可信。同时，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边缘批评，不满主流社会的权力控制，强调政治、意识形态、种族、阶级、性别问题，从语言层面发出反叛的不和谐音，对忽视和消解价值观追求和价值判断的形式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矫正和进步。其中，如巴赫金关于历史与文本互动关系的对话理论，格林布拉特从文艺复兴研究中发掘出来的阶级主题对福柯的文本权力思想的确证；进而言之，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詹姆逊的政治阐释和“政治无意识”理论，以及克莉斯蒂娃的身体符号学理论和肖瓦尔特等人为争取政治经济利益而展开的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都表现出对传统的以理性主义为支撑的“父权中心主义”的批判，都应当加以肯定。 这一切表明，新历史主义关注边缘族群，富于批判精神。事实上，各式各样的历史批判和政治批判理论，都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反叛非人的官方历史的人文精神。而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因此，恩格斯主张用美学观点研究文学现象的同时，也提倡用史学观点观察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文艺观念和文艺理论总会体现出一定的历史内容、历史意识和历史方法，因而对文学和文学理论进行历史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但新历史主义企图通过“互文性”的理论，用文本史解释真实的历史无疑也是有局限性的。后结构主义忽视对历史的实证研究，用意志追求反对解释历史的权力话语功能，同样带有被夸大了的主观随意性。解释学的“视野融合理论”尽管考虑到历史诠释的当代性因素，但这种融合仍然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文学研究和对文学的历史研究出现了一个带有时尚性的对文学的历史经典的批判，通过对官方历史的压抑性和排他性的批判来解构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以达到“去权威性”和“去同一性”、“去示范化”和“去经典化”的目的。而对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方历史应当进行具体分析，不加鉴别地扫荡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思想精华，追求文化的世俗化和低俗化，这是很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有的学者认为，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所倡导的“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混淆了虚构的文本和实在的历史的界限，不只是新历史主义具有改写历史的功能，传统的历史主义同样如此。一旦有新的文物古迹发现，旧的历史随即就被重塑和改写。然而，历史主要是纪实史，或总是有纪实的成分，因此历史绝不能等同于文学虚构。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