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887(2003)06-0047-08 三、人类学诗及诗学 诗与诗学一直是文学或文艺学的一项研究领域。但亚里士多德概念中的诗却具有一般的意义，即艺术。因此诗学实际上包含了诗论，也包含了一般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原理。作为其重要研究领域的比较诗学，则是以文学理论为核心，涵盖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诗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以及跨学科、跨文化诗学的比较研究。显然，这与人类学所擅长的文化比较研究有很大的相关性。[21](P229～249)20世纪60年代以后，诗学逐渐成为了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话题。其哲学背景就是后现代理论的兴起对科学主义的质疑和对传统宏大理论的解构。在人类学领域中则与把民族志文本(text)当作“文化产品”的认识紧密相关。人类学家在定位自己的学科时，也越来越怀疑自己的“科学”使命，而开始意识到人类学是“文学的”，至少它传达信息的主要手段正是“写作”。这样人类学的志趣就从理性、科学、实证、结构，转向人文、体验、理解、阐释、解构。人类学范式的这个转换使得它在作品的构建、权威性、话语中的符号应用以及意义的创造等方面的旨趣和诉求上，越来越显得与传统的诗学研究趋于认同。[22](P69) 不过，严格说来，迄今为止人类学并没有形成可被称为“诗学”的运动、流派或制度化活动，人类学诗学的理论探讨也尚处于未成型阶段。人类学的诗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主要差异之一是研究范围和内容的不同：它不仅研究书面文本，而且扩展到从部落社会至现代戏剧的话语展演(performance)，包括仪式和世界观及它们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在内的行为，即“本文人类学”(textual anthropology)的研究，其主要是通过人类创造的本文，（注：从文本到文本的阐释由于失去了特定的情景而显得空泛，而本文却在一定情景下有一个展演过程，内涵更为丰富。徐新建认为“本文”是所指（事实，存在），而“文本”是能指（语言，符号），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解释。）包括诗歌，小说、戏剧、雕塑、绘画等来窥探其隐含的文化深层内容。[23]人类学诗与一般诗作也有很大的不同：它更善于汲取他人的经验，或将自己的文化与他文化并置，以达到跨文化展示、沟通的目的。人类学诗的主旨和特点就是以诗的形式展示跨文化主题、信息及体验，其最高理想是用人类共通的诗歌语言反映经过提炼的、源于真实经历的感受。尽管诗不是科学，也不渴求成为科学，[24](P132)但人类学诗人通过诗来叙述田野工作、体验，借助一种主观形式侵入了民族志学者创作的部分科学论著，如《写文化》、《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等。 人类学诗学的内涵至少有两个层次。首先，它包括人类学家的诗歌创作，也就是田野观察和自我感受的诗歌表达，诗人丽塔·达夫(Rita Dove)称之为“使个体内在生命让他人亦能得以体验的艺术”。[25](P22～27)具体包括：民族诗学——由西方诗人所催生、翻译、诠释、诵读、歌唱和赞美过的蕴含了异族文化诗歌的诗作；运用西方式的语言作诗而其本人未经受个人的或艺术上的同化的非西方诗人的诗作；受过西式教育但在作诗时使用西方语言和本族语及方言或两者兼而有之的非西方诗人的诗作；人类学将对自我与文化他者的感受力相比较的人类学诗作；超越了文化相对论而达到了一个更高水平，即不同文化间联觉的诗作。[26]其次，它包括一种包容性的分析旨趣，诗学被认为是作品创作或构成的全部，而语言既是其奉体，又是其工具。它使人类学用诗学和美学的方法去改造自身既定范式，使自己更加适合处理主体性感觉、想象和体验，成为民族志新的写作方法。 人类学诗学得以产生的基础之一是人类学家的文学创作。为了抒发情感并有效地传达用论文、论著无法表达的主体性感觉、想象等田野工作体验，不同时代都有部分人类学家进行诗歌创作。然而，由于诗歌在一些特定经验和社会事件的可说明性方面只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而非“即事实”，加之它以独立于时间之外的“第五向度”(the fifth dimension)的方式起作用，因此，启蒙运动以来的学者们都拒绝把诗作为一种方法，只是将其引入一些特定的经验主义可说明的语境中，这使得他们的诗作与文学领域中诗人的诗歌没有什么差别。而且主流人类学一向认为诗只是一种旁白、一种消遣，或是田野工作中的一种意外收获，它属于文学范畴。因此萨皮尔、劳伦·艾斯利(Loren Eiseley)和本尼迪克特等人的诗作基本上都发表于非人类学刊物。当时没有一种包括诗在内的人类学写作类型的思想体系。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皮亚杰(Jean Piaget)，尤其是列维－斯特劳斯(C1aud Levi-Strauss)所发展的结构主义非常强调语言在文化中的中心地位，这也是一些人类学家对民族志中逻辑实证主义提出反思的思想来源之一（历史上，逻辑实证主义试图使其修辞和创作不偏不倚而“可见”visible）。随着人类学家逐渐认识到田野工作的合作性质以及多声位解释(polyphonic)的需要，对话体的叙述方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7]它首先要识别与安排观点间的关系，即作者对作品中的人物、人物对作者及人物相互间的看法，亦即，这种叙述不再是写作者一个人的声音，而是多个人的声音，作品不完全是“我的”，也是“他的”。民族志学者被这种论点吸引，就在于它解释了跨文化研究与写作的关系，以及在研究和写作中自我意识的抑制。[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