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1）03－0152－04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激荡之下，西方后现代社会文化思潮对我国当代文化和文学产生极大的正负面影响。图像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兴盛日益成为我们身边的现实存在，由此带来文学与文学理论的进一步边缘化。与此同时，西方“后理论”时代发出的“文学之死”、“理论之死”的惊呼声不绝于耳。“多元化、个性化、蔑视权威、众声喧哗、自言自语、反对任何总体性话语、不再有普遍的、一体化的身份认同意识、失去了共同标举的价值取向、缺乏人文关怀等，成为当今知识阶层精神领域的基本状况。”[1]92－93这一切都让人们感到中国文学理论面临前所未有的困惑与危机。 中国文学理论的出路在何方？这是文学理论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在反思中国文学理论遭遇危机的原因时，理论家们都提出各自深刻的见解。有认为危机是由过于追随西方文论话语造成的，或者说认为是由于我们没有好好地继承中国传统文论的精髓所造成的；有认为危机是由于我们没有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所造成的，中国文学理论依然处于动荡期、调整期和转型期。李春青在《论文学理论发展趋势》中曾论及中国文学理论遭遇危机的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学理论失去了对文学实践的号召力，丧失了话语霸权的言说。二是由于缺乏统一的理论支撑，文学理论失去了得到普遍认可的研究范式。三是随着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文学被边缘化了，而文学理论阵营也呈现出混乱局面。四是由于失去了元理论的依托，文学理论不再存在被普遍承认的基本问题或核心话题，理论建设也只能徘徊不前。五是文学理论遭遇新兴研究范式的挑战。他的总结是很有见地的。简言之，文学理论无法承担理论应有的阐释和运行的重任，于是它的价值被大打折扣了。 当然，反思之后的文学理论界并没有对中国文学理论失去建构信心，并没有如同西方文论界那样发出“文学理论之死”的悲叹，而是多方寻找应对的策略探究文学理论发展的趋势问题。如陶东风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力图重建文学与社会的联系。他认为，当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应该在吸收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艺——社会研究范式。金元浦倡导“文化研究”，以之带动文学理论的发展。曹卫东认为在“跨文化维度”上重建文艺学。他指出，在全球化时代，要建立起一种世界性的市民社会和全球性的“文学公共空间”，当代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格局中要通过话语的力量参与并获得国际文化领导权，以便批判和抵制资产阶级文化的单向全球化。陈晓明的观点是“理论无国界”。他认为，要突破“民族国家的身份障碍”，壮着胆子与国际接轨，在共享的知识平台上，建构理论和批评。李春青的选择是放下理论的架子，走向阐释。文学理论的言说者要自觉调整言说立场，从立法者变为阐释者。杜书瀛的想法是在“拿来主义”的前提下，发展多形态的文艺学——哲学的、政治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美学的、文本的、形式的、历史的、文化的，并且要对文学现象作出新解说。董学文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核心构建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南帆的理论是在历史语境下通过话语分析进行理论自反与体系重构，在本土与开放的“视界融合”中进入现代性话语的有效阐释平台。学者们的基本认识：一是文学理论的发展要反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二是文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历史语境和当下语境。三是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的指导。四是要正确认识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中国古代文论的关系，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不断吸收传统文化和异质文化的营养。五是文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与时代文学精神相符合。六是文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弘扬。这些理论观点为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向提供了参照。 倘若我们以历史的和逻辑的眼光观察当前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向，那么，以下三种情形是最为明显的。 第一，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多元格局的态势。不论是主张文学理论的纯学理化，还是主张文学理论的文化研究；不论是倡导文学理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还是倡导文学理论的现实性和人民性；不论是关注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型，还是关注文学理论的后情感主义色彩；不论是赞同文学理论之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还是赞同文学理论之新理性精神的张扬……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已经进入多元对话时代。探究的问题也是发散式的，诸如生态批评、文化诗学、文学经典的身份特征、新美学倾向、现实精神论、中国式后现代的冲击波等话题，都可以进入文学理论探讨的场域。同时，启发人们思考的问题既不乏广度，也不乏深度：从唯物史观到文艺的本质，从文学研究到文化批评，从意识形态到群落意象，从现实主义到文学的人民性，从消费文化到视觉文化，从情感主义到后情感主义，从西方话语霸权到无国界理论，等等。因此，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对话和创新推进的学术景观。 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所呈现出的多元格局态势是具有历史传承意义的。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经历了两次多元化时期。第一次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次是伴随着西方各种学术思想的大开放而进行的，中国的文学理论试图通过中西文论的置换，达到提高国力、发展经济、开发民智的目的。此时人们以救国救世的强烈责任感，包容了多种文学理论在同一时期并存的局面。第二次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单一化的文学理论受到学界的普遍质疑。当然，这两次多元化理论时期虽然都存在巨大的包容性，但又有明显的差异。一位学者的分析说：“在第一次多元化中，人们带着时代的焦虑情绪，幻想着通过文化乃至文学理论的中西置换实现中国走上强国之路的理想，在对待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时多采取批判、否定的形式；在第二次多元化中，文学理论起着转换人们思想观念、恢复文学在社会中应有地位的作用。这次人们表现出理智的态度，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正确对待中国古典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努力寻找结合点，为21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理论帮助。”[2]113所以，多元化文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特定历史语境的支撑。 并且，随着新世纪文学理论前沿问题反思程度的不断深入，未来多元化的格局中可能显露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自主性。文学理论的研究空间本身是丰富的、广阔的，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也更执著于按照自己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积累进行研究，故研究的自主性是多元化理论研究态势的常态机制。因此，在文学理论领域，海纳百川，百花齐放，在争论中发展，在争论中进步，推动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步伐是再好不过的学术盛事。当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理论，我们应保持宽容的学术态度对待各种文学理论问题，从而使中国文学理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更具有新鲜的气息和竞争的活力。正如学者所言：“文学社会学也好，文化研究也好，‘无国界’也好，‘有国界’也好，‘古典’也好，现代、后现代也好，主张古代文论可以现代转换也好，不主张现代转换也好……都可以按自己的设想进行文学研究，但是，请尊重不同意见而不要剪除不同意见，不同意可以互相商榷、论辩，但不要互相仇视。”[3]17二是对话情结。对话情结是渴望寻找对话对象情绪凝结的一种强烈之体现。孤独的理论声音往往是缺乏建设性的无病呻吟，绝少理论家喜欢唱无人理睬的理论专场独角戏。正常的学术心态是，大多数充满理论热情和积极探究精神的学者都希望寻找到可以对话的对象，从而在相对有效的对话时空中找到知音，哪怕这个知音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像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所说的那样，诗歌史上的对话需要的是诗学强者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