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安纳·杰弗森在梳理20世纪文学理论时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分为五种模式，即反映模式(以卢卡奇为代表)、生产模式(以马舍雷为代表)、发生学模式(以戈德曼为代表)、否定认识模式(以阿多诺为代表)、语言中心模式(以巴赫金学派为代表)。他认为这些模式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它们都是在与各种研究方法的对话中发展起来的，而这些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诸种文学理论的形式；二是它们有一共识，都认为只有把文学放在社会现实这一较大的框架里才能真正理解文学，如果将它置于孤立的境地、使之与社会历史相脱离，那就不足以解释文学究竟是什么①。在这两点上，戈德曼的发生学模式具有突出的代表性。 一、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渊源 法国学者吕西安·戈德曼(1913-1970)的发生学模式以“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而著称，这一批评方法是他在《论小说的社会学》(1964)一书中提出的，某些观点在早先的《隐蔽的上帝》(1956)一书中已有所表达。戈德曼对这一“文学批评的最新方法”颇为自信，认为它“已经何等迫切地把这一要求提上了议事日程：即构成一门一般来说是精神生活的、具体地说是文化创作的重要、严密和有实效的学科”②。 那么，发生学结构主义批评方法的渊源何在呢?戈德曼如此论述：“现在有两个发生学结构主义式的科学流派，它们适于把作品纳入集体结构和个人传记的尝试，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法”③；“我们借用了一个几乎相似的词(这是我们从让·皮亚杰那里借来的)，这就是发生学结构主义”④。总的说来，其渊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流派特别是卢卡奇的研究方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以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戈德曼将这些研究方法作为不同的对话者，通过不同的方式与之展开对话，去芜存菁、去粗取精，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最终形成独树一帜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 一般将戈德曼的学说归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派，而他的学术思想深受卢卡奇的影响。他肯定卢卡奇继承了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而称之为“辩证派”，对其在发生学结构主义形成过程中所作的贡献予以高度的评价。同时又指出，卢卡奇只是停留在“反映论”的水平上，他所固守的只是一种偏重反映作品内容的“内容社会学”，认为它“只能说明作品的某些次要的和周围的因素”⑤，与主张建构作品意义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文学社会学”不可同日而语。 戈德曼认为精神分析学也是一种发生学结构主义，只不过弗洛伊德没有使用这个概念而已。戈德曼甚至将其视为发生学结构主义在个人心理方面的第一个设计，肯定其要义在于，那些通常看来属于变态和无意义的现象如口误、梦、精神病等，通过精神分析学的解析，便成为有意义的了。这就是说，精神分析学是寻求意义的，在这一点上它恰恰与发生学结构主义不谋而合。不过他也指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存在着两大弊端：一是缺少未来的时间维度，只是将精神分析限定在对人童年期的本能力量受到压抑的体验；二是过于狭隘地将利比多还原为性的问题，并且只是将之限制在个人方面，而缺乏集团主体的概念。 如前所引，戈德曼坦承，“发生学结构主义”一说是从皮亚杰那里借来的。不仅如此，戈德曼还盛赞皮亚杰“以出类拔萃的方法论清晰地引进了发生学的结构概念，以实证的方式将它运用于具体的研究之中，其重要性是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的”⑥。甚至认为，皮亚杰虽然没有接受过马克思的影响，但全凭经验的方式在实验研究中发现了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基本观点，同时又完全保持了心理学的专业特殊性。戈德曼这一见解由来已久，早在《隐蔽的上帝》中他就已用皮亚杰的建构理论来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并用以解释思想意识与客观世界的相互关系⑦。 戈德曼给予皮亚杰如此之高的评价固然与其私交的特殊性⑧不无关系，但也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给予戈德曼以重要启发所致。因此在其发生学结构主义取源的众多流派中，皮亚杰的理论居于显要地位，甚至成为贯穿和统摄其他理论的一条红线。正如有学者指出，戈德曼在构筑他的理论体系时，从卢卡奇那儿搜取了一些宏观分析的范畴如整体性、世界观、形式、超个人主体以及可能意识-客观可能性等，并将它们置于一系列从皮亚杰那儿套用来的实证的和人类学的范畴之中，如有意义结构、功能、结构与解构、主体与客体的认识论循环、平衡等。不仅如此，戈德曼还在社会学的层次上，直接采用了皮亚杰的实验研究成果来验证马克思的学说中相同的操作规则⑨。因此，戈德曼将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构建在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建构学说之上，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将皮亚杰的心理学引进文学批评，而且给予如此高规格的认定，环顾20世纪文学批评史，似乎还没有第二人，而这一点也决定了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内涵和特色。 二、发生学结构主义何为? 戈德曼曾宣称，文学史研究中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是人文科学应用于这一领域的唯一有效的一般方法⑩。那么，发生学结构主义何为?对此，戈德曼并未给出明确、完整的界定，但根据组成这一概念的关键词以及戈德曼的大量论述，不妨作出以下概括：所谓“结构主义”，就是在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与相应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之间建立一种结构化关系；所谓“发生学”，就是从这种结构化关系中发掘和发现文学作品的意义。合言之，“发生学结构主义”即通过构建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与一定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之间的结构化关系，以开掘文学作品意义生成的可能性。这在当时的人文科学中可谓不同凡响、自成一家。根据上述宗旨，戈德曼为发生学结构主义建立了一种可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他从这一设定出发：“人类的一切行为是对一种具体境遇作出一种有意义的反应，并由此趋向于在行动主体和行动对象，即周围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平衡。”(11)但由于人类的行为旨在改变世界，所以这种平衡始终带有易变性和暂时性，总是不断超越已有的平衡而达到新的平衡，而这种新旧平衡的不断建立和不断打破的交替上升恰恰勾勒出意义生成的清晰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