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批评，其言说的过程及其结果大体上含有两个层面的问题：“说什么”与“怎么说”。欧阳修《代人上枢密求先集序》：“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言以载事”而“事信”属于“说什么”，“文以饰言”而“言文”属于“怎么说”。 “说什么”与“怎么说”构成了全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文论，理应同时关注这两个问题。古代文论说什么？古代文论说得太多了。仅就“创作发生”这一具体话题而言，古代文论就说了许许多多：孔子有“诗可以怨”，屈原有“发愤以抒情”，司马迁有“发愤著书”，钟嵘有“感荡心灵”，刘勰有“为情造文”，韩愈有“不平则鸣”，欧阳修有“穷而后工”……不惟创作发生，举凡文学创作以及整个文学理论批评，中国文论都有自己的“说什么”。 “中国文学批评史”（或曰“中国古代文论”）这门学科，自20世纪初诞生伊始，就一直格外关注“中国文论‘说什么’”。从周秦诸子到清季学人，从《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到《人间词话》的“词以境界为最上”，历朝历代的文论家和文论著述都说了些什么？他们所说的在今天还有没有（或能不能）用？这些问题是学界最为关心的。古代文论的“说什么”当然是很重要的，它直接构成中国文论的思想资源和理论传统。但是也应该看到，古代文论的“说什么”因其时代和思想的局限，有些内容在今天已失去了作用和价值；或衍为空泛（如“文以载道”），或成为常识（如“物感心动”），或无处可用（如“四声八病”），或无话可说（如“章表书记”）…… 毋庸讳言，中国文论传统形态的“说什么”，相当部分的内容在今天已经失效或部分失效。比如儒家文论的“教化说”，在由文学自身的边缘化所导致的文学伦理教化功能之弱化的今天，早已成无的放矢之论。又比如，泛文学语境下的尊体和辨体，随着诸多“文体”在文学史上的消失而使去了或“尊”或“辨”的必要。还有，中国文论有着极其丰厚的抒情理论，而在这个叙事至上，尤其是图像叙事几成霸权的时代，抒情理论还有多大回旋余地或阐释空间？正是因为中国文论的“说什么”在当代文化生活中的部分失效，导致了文论界的“失语”焦虑：而“失语”焦虑又催生出文论界对中国文论“说什么”的过度研究，以至于将“说什么”（文论话语之建设）视为中国文论现代转换的枢机或关键。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讨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至今未见显著成效，个中缘由固然非常复杂，而我以为过分关注中国文论的“说什么”进而将其视为实现现代转换的惟一支点，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界对中国文论“说什么”的过分关注，还有着历史的原因。先秦儒家文化主张“言之有物”、“辞达而已”，反对“巧言令色”、“以辞害志”。先秦儒家对理论言说的要求，重在“说什么”（说的内容是否符合礼教仁义），而非“怎么说”（有无技巧，有无修辞等）。这种思维方式甚至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即便是非常重视“怎么说”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仍然要程序式地谴责“采丽竞繁”、“言贵浮诡”。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论研究，对“说什么”的过分关注，直接影响了对“怎么说”的必要关注。关于“中国文论‘说什么’”的研究，其界域之广博、论述之深邃、成果之丰厚，已经到了《文心雕龙·序志》所言“马郑诸儒，弘之以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的程度。相比之下，对“中国文论‘怎么说’”的研究，就显得是“泛议文义，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二） 若寻根索源，则不难发现一件很有意味的事：古代文论的“怎么说”问题与古代文论是同时诞生的。先秦是古代文论的滥觞期，要研究“先秦文论”，恐怕先得弄清“先秦文论‘怎么说’”。郭绍虞、王文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先秦”部分共选录八家：《尚书·尧典》、《诗经》、《论语》、《墨子》、《孟子》、《商君书》、《庄子》、《荀子》。这八家或是文学作品，或是史书，或是子书。与后代文论（如《诗大序》、《典论·论文》、《文赋》、《诗品》、《文心雕龙》等）相比，先秦文论没有文学理论批评专著或专篇，因而也不能够独立成体、集中系统地讨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问题。先秦文论怎么说？寄生地说，随意地说。所谓“寄生地说”，是指先秦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批评文体，只能寄生于当时各种体式的文化典籍之中，在非文论的文体框架内议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问题（如庄子“三言”中的文论阐释）。所谓“随意地说”，并非随心所欲或随随便便，而是指先秦文论的论者“随”自己或儒或墨或道或法的文化思想之“意”，旁及文论话题（如《论语》所录孔子师徒之“因事及诗”和“因诗及事”）。 先秦文论的寄生性与随意性，在“怎么说”的特定层面，从源头上铸成中国文论的诗性特征，形成后世文论文体的开放性与多元化，以及话语方式的审美性与艺术化。中国文论的言说，既然一开始就寄生于各种非文论文体，久而久之，文论言说就淡化了文体意识，或者说，文论言说可以在论者所青睐所选择的任何一种文体的框架内展开。即便是在文体意识与文论意识均已成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论家依然根据自己的文体爱好而不是文论应有的文体要求，来选择文论言说的文体样式。比如陆机和刘勰，都有自觉的文论意识和辨体意识，陆机著有《辨亡论》，刘勰著有《灭惑论》：《文心雕龙》还辟有“论说篇”，释“论说”之名，敷“论说”之理，品历代“论说”之佳构。这两位深谙“论说”之道、擅长“论说”之体的文论家，在讨论文学理论问题时，却舍“论说”而取“骈”、“赋”。陆机和刘勰的这种选择既非个别亦非偶然，它是文学自觉时代的文论家，对文学理论批评之诗性言说的自觉体认。刘勰的《文心雕龙》，不仅在“论文叙笔”和“割情析采”时关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怎么说”，甚至在“征圣宗经”时亦不忘彰显圣人著经时“怎么说”。南北朝之后，唐宋诗论讲究诗格、诗法、诗式、诗体，如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皎然《诗式》，以及宋代梅圣俞、苏轼、欧阳修等人，均从刘勰的“怎么说”理论中吸取了不少思想及方法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