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0]02-0096-04 作为一个现实倾向明显的社会批评的倡导者，茅盾同中国许多作家与批评家一样始终与时代保持一致，并常常被时代所挤压，所左右。既要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又要能适应时事政治的功利要求，既要服从社会选择接受时代规定，又要不失自己的独立个性，其尴尬的处境可想而知。对社会思潮的过分认同与不懈追随，加之个性等因素的影响，使茅盾的批评难免有“趋时”之嫌，并出现了倾斜与偏差。对此茅盾并非全无觉察，力图使批评既稳健有力又适应时代，为主文学主潮推波助澜，而不是被动地随波逐流。茅盾的批评自有其“趋时”的一面，然而在这种“趋时”的背后不可忽视也积淀有相对稳定的批评眼光与手段，往往气度不凡而又自成一格，从而使其批评散发出别具一格的魅力。 一 走向宽容 茅盾文学活动伊始就高扬写实主义和为人生的旗帜，然而其批评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单一、狭窄、封闭的，而是呈现出多元的审美态势。早在《〈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他便公开主张：“不论如何相反之主义，成有研究之必要，故对于为艺术的艺术和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茅盾并没有怀着狭隘的排斥心理，以封闭的批评视野和思维模式去简单化地要求、规范别人，而是在一种宽容的价值取向中，竭诚而热情地呼唤新文学的盎然生气和鲜活局面。终其一生，如此开放的审美态势都或隐或显地存在于茅盾的批评观念中。从提倡人的文学——真的文学到倾心于阶级的文学——革命的文学，从对写实主义的青睐到对现实主义的执着，其开放的趋势也许由强而弱，由浓转淡，却始终没有销声匿迹。或许正缘于此，直到1958年，茅盾在《夜读偶记》那样的文章中还能在指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同时，强调文学流派还存在着一种非现实主义，还能在批评现代主义之余，承认其丰富现实主义技巧的可能性。 茅盾从新文学的建设和发展着眼，对各种审美感知方式和艺术探索、文学内容和描写手段，给予最大限度的理解、宽容和鼓励，对新人新作更力主容忍原则，把那种“尺度提得高高”的求全责备称作是“违背了战略的笨方法”（《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在《批评家辩》中沉重地指出：“一个真真负责的批评家假使不得不指斥多于赞许的时候，他的心一定是苦的，因为他的愉快乃在得佳作而读之，而推荐之，决不是在骂倒了一切。”鲁迅憎恶在嫩苗地上驰马的恶意的批评家，茅盾亦深有同感，因而总是追寻宽松亲和的批评氛围。“五四”时的叶圣陶，三十年代的沙汀、艾芜，四十年代的于逢，五十年代的茹志鹃，都是其宽容原则的受益者。“以文艺如此幼稚的时候，而批评家还要发掘美点，想煽起文艺的火焰来，那好意实在很可感。即不然，或则叹息现代作品的浅薄，那是望著作家更其深，或则叹息现代作品之没有血泪，那是怕著作界复归于轻佻。虽然似乎微辞过多，其实却是对文艺的热烈的好意，那也实在是很可感激的。”（注：鲁迅：《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2页。）茅盾以终生不倦的批评追求为鲁迅的这段话作出了最出色的注脚。 在漫长的批评生涯中，茅盾始终坚持着难能可贵的审慎态度与科学风范。他批评的尺度“并不是主观的好恶，而是客观的真理”，因而对那些近于谩骂的批评，他一向不以为然。坚持“没有将对象研究透彻，决不肯贸然说一个‘是’或‘否’。”（注：茅盾：《对于文艺上的新说应取的态度》，《茅盾全集》第18卷，第334页。）因而他“自信总还能不杂意气，客观的看一件作品，看一句说话”（《〈创造〉给我的印象》）。对那种非捧杀即骂杀的批评，茅盾向来不屑为之。他认为在捧与骂之间仍有行使批评的充裕余地。“因为真正的批评无非是拿尺度去量作品，拿水准去测作品；尺度和水准无恩怨之可言，拿尺度和水准的人更无恩怨之可言。”（《我们还是需要批评家》）在茅盾看来，创作愈坚持己见，愈有益于艺术之多方面的发展，而批评家愈坚持己见，愈弄狭了艺术的领域。因而他对待作家作品，不拘是自己的同道还是与自己审美趣味有异，褒不溢美，责不加过，臧否轩轾均事出有因，真可谓“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注：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8页。）。他在称《倪焕之》为扛鼎之作的同时又指出其结构上的缺憾和描写的草率与空浮，在肯定《法律外的航线》为“一本好书”之余却不回避其潜存的标语口号的非文学倾向。茅盾同创造社的论争众所周知，而他同时首次推举郭沫若的诗剧为“空谷足音”，率先肯定田汉“力丰思足”的想象才能，真诚感叹郁达夫创作的“惊才绝艳”，真正做到了古人所说的“竖起脊梁，撑开慧眼，举世誉之而不如劝，举世非之而不加诅”（注：《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87页。）的境界。 莫泊桑认为：“一个真正名实相符的批评家，就应该是一个无倾向、无偏爱、无私见的分析者，……应该把自我消除得相当干净。”（注：《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3期。）这种愿望自然是真诚的，如此苛刻的要求却很难实现，一味强调剔除自我，难免抹煞了批评家独特的个性和气质。不可否认，批评家确实有各自的审美趣味。正如鲁迅所说：“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注：鲁迅：《批评家的批评家》，《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8页。）文学批评作为个人的选择，必然受到批评主体诸多因素的规范和制约。批评家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禀性气质、情绪心境、阅历经验、美学理想、艺术趣味、审美判断和鉴赏能力等构成了文学批评主体方面的心理定势，从而使“我们倾向于看见我们以前看过的东西，以及看见最适合于我们当前对于生活所全神贯注的和定向的东西。”（注：克雷奇：《心理学纲要》下册，第78页。）因此，只有作家作品与批评主体的审美心理相契合，才能成为文学批评的选择对象。寻找选择自己的批评对象和批评领域的确无可訾议。周作人沉迷于“自己的园地”，郑振铎指涉“血和泪的文学”，李健吾倾心京派作家，而茅盾对贴近人生的作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珍爱，这，正是他批评心理的真切投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