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如何重述

作 者:

作者简介:
叶舒宪,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叶舒宪(1954—)男,北京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神话学、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学人类学研究。

原文出处:
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神话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西方神话学家首先提出中国神话的问题并做出先驱性的探讨。如果说19世纪是西方理性宣布神话消亡的世纪,那么20世纪可以说是神话全面复兴的世纪。神话所内在的人类文化基因,决定了神话即便远离人类神话时代依旧“神力”无限,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诗性智慧,也为人类提供了返归自身的航向与能力。这也就是神话不断为人类世代重述的根源。那么如何重述神话,如何聆听与重解神话的谕旨呢?这正是当下最值得反思的问题。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6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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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号:I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06)01-0016-03

      神话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西方神话学家首先提出中国神话的问题并做出先驱性的探讨。中国现代神话学虽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中国神话研究者对于神话的基本见解仍非常片面,仍主要局限于从文学的、史学的角度理解神话,或者把神话当成人类童年的天真想象,或者当成上古历史的残存记忆,从而完全忽视了神话在知识哲学的意义上所呈现出来的古老智慧。西方学术界对神话的认识,在19世纪,以维科的“诗性智慧”说为代表,表达了浪漫主义幻想的复归文学原点之需要。到了20世纪,比较的眼界从欧洲中心论拓展到真正的世界范围,所谓世界各地“原始人”的神话第一次获得可以同希腊罗马神话相提并论的地位。坎贝尔的“我们赖以生存的神话”之命题,比浪漫主义神话观又进了一步。从超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充分显现了文化他者的神话之再发现对文学想象世界的激发和重塑作用。

      进入21世纪,神话对我们人类的最重要的贡献将是其所蕴涵的丰富的生态智慧。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成是一笔长久被文明人所忽略的宝贵的思想资源,一种对今人也具有重要教训意义的超前智慧。神话足以充当现代人的生态导师,其主要根源就体现在神话思维的物我不分的浑融性质上。神话从来不突出超越于自然万物之上的人类主体,因而也绝不会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大狂之中。从神话的认识论历程中,我们不断获得神话的新的滋养。神话所内在的人类文化基因,决定了神话即便远离人类神话时代依旧“神力”无限,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诗性智慧,也为人类指明并提供了返归自然的航向与能力。这也就是神话不断为人类世代重述的根源。那么如何重述神话,如何聆听与重解神话的谕旨呢?这正是当下最值得反思的问题。

      “重述神话”无疑是2005年全球出版界最热闹的一幕——30多个国家的知名出版社联合组织各国小说大家——其中既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不少获诺贝尔奖提名者以及畅销书作家参与“重述神话”,然后互相翻译为几十种文字在全球同时推出。对这样一种类似命题作文式的跨国组织的文学写作运动,多数人都会将其看成纯商业炒作行为。当重庆出版社获准加盟,苏童入选为中国重述汉族神话的签约作家时,文化人和专家们还表现出相当的沉默。然而,如果对当代文学和影视中的新神话主义潮流有所感悟,理解了神话如何从19世纪时的“人类童年幻想”置换为今天可以跨文化而分享的无比深厚的“文化资本”,那么就能透过炒作,期待各国诸神重新降临的盛景了。有眼光的出版家已经预感到一个空前的世纪品牌即将诞生。

      19世纪是西方理性宣布神话消亡的世纪,而20世纪则是神话全面复兴的世纪。历史的反讽就是这样让人始料不及。150年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以诗意的笔法告诉人们,神话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成为希腊人的幻想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火神)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雷神)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神使)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1] (P112)

      比马克思稍晚登上思想史的尼采,更宣布西方基督教文明所保留的惟一神——上帝也死了。两位思想者的着眼点不一,却都不大看好神话的未来。可是在他们身后的这个世纪,神话却伴随着人类“征服自然”雄心的自我忏悔而起死回生般地复活了。

      20年以前,笔者所写的第一部小书之开篇,曾经以“神话‘复兴’的文化背景”为标题。当时不曾料到,20年后还会回到神话复兴的题目上来。上世纪80年代,我们似乎刚从那种把革命领袖当成红太阳崇拜的群体神话信念中解脱出来,是加拿大人弗莱的原型理论启发我们觉悟到,人间小太阳神(从“皇”的意象到“天子”概念,再到革命领袖)与天上大太阳神(原型)对应的所谓“天人合一”式交感理念,是早自一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就产生的农耕神话观念的延续、变形或者改写。弗莱采用了一个弗洛伊德曾经用为术语的英文词displacement,来说明神话在后世的这种既延续又有所变化的规律性现象。当时觉得用汉语中的一个词不好把握displacement的语义张力,就用两个词合成,翻译为“置换变形”。于是,从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陶器上的太阳神崇拜象征,到头顶发光的人间圣“王”(皇—煌煌)信念,以及相应的“天子坐明堂”的仪式建筑理念和君王“早朝”的官方符号礼仪传统,再到这一代人熟悉的现代儿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的唱词,就可大致梳理出一个核心的神话主题在我们5000年传统文化中不断地被重构或者重述的轨迹了[2]。时下正流行的刀郎的几首歌,也可以理解为另一种戏仿或戏说意义上的重述神话吧。

      2005年5月15日,我碰巧在伟人故乡的湘潭大学讲学,一位修外国文学的女生(研究生)提问说:为什么太阳崇拜在日本等邻国文化中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连国旗都是太阳旗,而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却没有明显的体现呢?事后想,这问题可以做如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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