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16日，金元浦教授与俄罗斯人文大学的塔马尔钦科教授、圣彼得堡大学的伊苏波夫教授在人民大学就“俄罗斯当代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论研究”做了一次对话，北大外国语学院的凌建侯副教授担任了现场翻译工作。 俄罗斯文论教学及对中国的影响 金元浦：俄罗斯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学对于中国文艺理论工作者来说是一点都不陌生的。中国高等学校是在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地学习和引进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教学体系，比如季莫菲耶夫的文艺学教材，并将之奉为经典的，其后形成影响甚远的所谓“苏联模式”。新时期以来，苏联美学大讨论、俄国形式主义、塔尔图—洛特曼符号学派和巴赫金受到中国文艺理论学界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除了巴赫金，我们对俄罗斯大学体制由的文学理论教学了解不多，想先请两位做一些介绍。 塔马尔钦科：我先简要介绍一下俄罗斯文艺理论教学的情况。俄罗斯文学理论教学历史悠久，20世纪之前已有深厚的语文教学传统，有比较好的教材。1938年，有教授在萨马拉开设了文艺理论方面的专题课，这门课英文叫修辞学，在俄罗斯被译为演说术。较早的文学理论是从演说术角度来研究文论，并指导作品分析的。 俄罗斯文学理论的发展从20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到20年代晚期，主要有两个流派：一个是形式主义，一个是庸俗社会主义。在这两个流派中占上风的是庸俗社会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1925年，托马舍夫斯基出版了《文学理论诗学》教材，到1931年连续出版了6次。产生了很大影响。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高校中不再有人教授文艺理论了。60年代开始，苏联出版了几部关于诗学的书，如巴赫金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洛特曼的《文论教程》以及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的三卷本《文学理论》，这些论著通过对文学形式的关注与研究揭示作品意义，返回到诗学研究。但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恰恰没有在高校的文艺理论教学中得到反映，只有个别教授在个别学校教授诗学。总体上，60年代之后俄罗斯没有文论课。 金元浦：你刚才讲60年代前后的前苏联没有文学理论，这是指没有文学理论课，还是没有文本分析、形式分析的课？我想，社会学方法的文论教学还是一直存在的吧。 塔马尔钦科：我是指很长一段时间诗学的教学都是缺失的。当时的文艺理论教学还是沿用文艺社会学（庸俗社会学）的基本套路，诗学研究没有成为俄罗斯文论关注的中心。从2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诗学几乎没有得到研究。 这个时期关于文艺学的专著还是出版了一些。20世纪20年代出了三本书。40年代出版了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他的书主要是关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即文学反映论的。书中主要用来分析作品的范畴是主题或题材、思想、性格等，在这种框架里，研究文学作品和研究文学社会生活是一码事。 金元浦：季莫菲耶夫是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艺理论家，他的著作在中国早有翻译。 塔马尔钦科：在苏联季莫菲耶夫的教材也出了好多版，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一直在出版，是影响很大的正统教材。 金元浦：50年代在中国国内翻译出版的前苏联文艺学教材还有一些。比如1954年至1955年间，有一个理论教员，我们那时称作苏联专家，叫毕达可夫，在北京大学为文艺理论研究生讲授《文艺学引论》有一年多时间。 塔马尔钦科：我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他在俄罗斯没有什么知名度。 金元浦：他在俄罗斯没有什么名气，但在中国，他有许多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文艺学引论》后来经过记录整理，1958年9月由高教出版社出版。将文学理论翻译为“文艺学”，就是从他这里开始的。 塔马尔钦科：那个时代在俄罗斯还有波斯彼洛夫的教材，与季莫菲耶夫的教材一样，它们都强调思想主题。 金元浦：波斯彼洛夫等人的教材80年代我国也有大量翻译。波斯彼洛夫、维诺格拉多夫、库勃兰诺夫是一些传统的坚持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本性论”、艺术的“形象本质论”、艺术的“形象反映论”的理论家。 塔马尔钦科：我认为，过去俄罗斯的文学理论著作中托马舍夭斯基的诗学著作至今仍是很有价值的。1996年，托马舍夫斯基的《文学理论诗学》再版，我很荣幸成为这本教材再版的发起人和这本书前言的作者。这部书至今已再版三次。 金元浦：另外，80年代在中国，苏联的许多主张艺术的审美本性的理论家，如布洛夫的《艺术的审美本质》、斯托洛维奇的《审美价值的本质》和塔萨洛夫的“艺术掌握创造活动”论，另外卡冈的《美学和系统方法》、鲍列大的《美学》，涅多希文都曾在中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但在90年代后，都比不上巴赫金在中国的巨大影响。 塔马尔钦科：这一点与俄罗斯是一致的。对斯托洛维奇、卡冈、布洛夫的关注都正逐步转向巴赫金。我建议不要向学生推荐布洛夫的著作，那不是俄罗斯最精粹的东西。 文学？诗学？还是文艺学？ 金元浦：中国文艺学受过苏联很深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把文学学翻译成文艺学。当时把文学学翻译成文艺学，是认为这门学科是包含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在内的总体理论，认为文学和艺术是联成一体，很难分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