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34(2002)03-0001-05 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从一诞生，就与中国古代诗学处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古代诗学尽管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但就其主流而言，是自身的发展与延伸。而新诗理论刚刚冒头的时候，来自西方的思想革命、政治革命、新技术革命、道德价值革命等就已在轮番冲击着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正是一些留学西方的青年最早进行了新诗的尝试，正是西方诗学的引进才促发了新诗理论的萌芽。但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是那样巨大，以致新诗人和新诗评论家很难摆脱它的影响，从而长期处于两种文化冲撞带来的苦闷之中，这也正是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所指出的：“诗的影响已经成了一种忧郁症或焦虑原则。”[1]20世纪的新诗理论正是在这样一种对传统影响的焦虑的背景下，在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的冲撞、融合中，在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双重超越中，而发展起来的。 20世纪新诗理论的发展变化，也与一般诗学文化的变迁一样，大致循着这样两条不同的途径—— 第一条是按本民族诗学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变迁，即在拓展、深化、推进自己固有的东西中，诞生新的因子。诸如中国的诗歌由诗经的四言到骚体，再到五七言，再到词曲，主要是循中国诗歌内在发展规律而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迁，有时却打着“复古”的旗号，比如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是在复兴先秦两汉古文传统的旗号下，对齐梁以来绮靡文风的革新。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则是打着复兴古希腊文化的旗号，建立自己的武库，从而形成对中世纪以来的教会文化的强烈冲击。解放后影响甚大的“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的主张，便是强调沿着本民族诗学文化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而行进的。此外，形形色色的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也主要是从本民族诗歌语言的内在发展规律而考虑的。而从新诗发展的历程来看，新诗的草创阶段，那些拓荒者们首先着眼的是西方诗歌资源的引进，但是当新诗的阵地已巩固，便更多地回过头来考虑中国现代诗学与古代诗学的衔接了。卞之琳说：“在白话新体诗获得了一个巩固的立足点以后，它是无所顾虑的有意接通我国诗的长期传统，来利用年深月久、经过不断体裁变化而传下来的遗产。”[2]90年代以来，有更多的学者就如何继承中国古代诗歌资源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李怡的《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3]、蓝棣之的《论新诗对于古典诗歌的传承》[4]、陈仲义的《遍野散见却有待深掘的高品位富矿——新古典诗学论》[5]等，均在这方面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 第二条是在外来诗学文化影响之下的变迁，也就是说引进自己诗学传统中从未有过的新鲜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的诗学文化不仅仅以其新的内容、新的形态进入了本民族诗学文化，更重要的还在于起了一种酵母和催化的作用，促使本民族诗学文化在内容、格局与形式上都产生前所未有的变异。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的倡导者为了冲破中国传统诗学的沉重压力，选择的是面向外国寻找助力，从异域文学中借来火种，以点燃自己的诗学革命之火。郭沫若坦诚地宣称： 欧西的艺术经过中世纪一场悠久的迷梦之后，他们的觉醒比我们早了四五世纪。 我们应该把窗户打开，收纳些温暖的阳光进来。 如今不是我们闭关自主的时候了，输入欧西先觉诸邦的艺术也正是我们的急图。 我们要宏加研究、介绍、收集、宣传，借石他山，以资我们的攻错。[6] 朱自清也指出： 新诗不取法于歌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外国的影响；别的原因都只在这一个影响之下发生作用。外国的影响使我国文学向一条新路发展，诗也不能够是例外。[7] 郭沫若与朱自清的看法，实际上已成为那一阶段诗坛先进的共识：为了使诗歌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当务之急就是冲破封闭的、陈旧的诗歌传统的拘囿，汲取西方的新的思想和美学观念，借他山之石以攻错，从而使我国的诗歌现代化。当然，中国新诗受外国影响，除去新诗人希望“迎头赶上”西方的急迫感外，更深一层说，是由于现今世界上始终存在着一系列困扰并激动着各民族哲人的共同问题。尽管各民族有其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但是人类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依然在起着作用。实际上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运动便构成了人类的文学发展史。 诗学文化不管取那种变迁方式，都必然会引起冲撞，即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排斥。 在上述第一种情况下，每种诗学文化出现了新的因子与新的创造，必然会与这种文化的固有传统发生冲撞。这种冲撞一般表现为革新与保守的矛盾，经常发生在地位显赫的权威与名不见经传的后辈之间，墨守成规的师傅与标新立异的弟子之间，恪守固有传统的家长与具有叛逆思想的子孙之间……。这种冲撞几乎是无时不存、无处不在的，有时能够在社会的现有机制之内得到调节，但有时也会矛盾激化，弄到十分惨烈的地步。 在上述第二种情况下，由于人们在民族诗学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传统文化氛围中的许多观念，这些观念被师长父兄所信奉，自出生以来便盘旋在自己周围，因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一旦这天经地义的文化信念受到异域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其第一个反应往往是保护性的，而把异域的外来文化视为“反文化”的因素。于是传统的诗学文化与外来的诗学文化之间的剧烈冲撞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