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巾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这是1958年周扬在一次讲话中提出的命题。在此之前，中国的文艺理论基本上是沿袭前苏联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模式，苏共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决议、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苏联有关领导人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和苏联文艺理论家的理论著作，等等，大量地被介绍进来，并成为中国作家和理论家必读的文献。如今却提出要摆脱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要反对“背诵马列主义教条和硬搬外国经验，而不结合中国实际”的倾向，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同我国文艺传统和创作实践密切相结合”（《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报》1958年第17期）。这些意见，对于克服来自前苏联的教条主义影响，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促使文学理论的重点由政策性阐说向理论体系的全面建构过渡，确实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因而是富于建设性的。 但是，1958年以后文艺界此伏彼起的批判斗争压倒了正常的建设，前十七年的文学理论批评（指它的主流部分），以及主要理论批评家（包括周扬本人），始终没有摆脱政策“阐释者”相文艺“轻骑兵”的角色，周扬的上述构想始终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构想。“文革”期间，上述构想连同构想者本人都被江青一伙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打得粉身碎骨。当然，不是说没有局部的建设成绩，特别是在不搞政治运动的时候或者批判的风潮过去以后，理论批评界则比较注重于建设工作，因此整个十七年，理论批评工作基本上呈批判与建设相交错的局面；也不是说没有出现过有成就的、具备着建设品格和深湛学养的、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批评家，这些理论家为了抑制“左”的文艺思潮和倾向，在理论批评工作中做了许多筚路蓝缕的工作，功不可没。但就整体而言，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批评体系的确没有建立起来。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理论批评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加以在过往的年代里我们又过分怠慢了本世纪以来西方形形色色的文艺理伦批评流派、拒绝吸取它们当中的有益养分为我所用，因而，从80年代以来，不少理论批评家殚精竭虑，试图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但是，这些理论批评体系，要么过分倚重西方，生吞活剥地将西方形形色色的理论批评流派搬运过来，而不顾及本土的实际和民族的传统；要么主体精神过于膨胀，以超常的玄想代替缜密的思辨，经不起学理和时间的检验。二者均如沙上建塔，缺乏坚实的基础。还有的理论批评则过分靠近权力中心，仍然充当政策“阐释者”的角色，而缺乏理论批评自身的独立建构。因而，80年代固然是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最活跃的年代，是许多理论批评家上下求索、奔走呼号、主体精神得以极大张扬的年代，是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批评体系和构想最多的年代，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是原创力最丰富的年代，但也是浮躁的年代，至多也还只是处于中国自己的大学理论批评体系建构的探路阶段。 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在摆脱了政治的附庸地位（当然不是完全脱离政治），又进入商品化时代之后，究竟应不应该和建立什么样的理论批评体系？这是困扰90年代诸多理论批评家的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在对8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进行自我反思的时候，理论批评界又出现了某种分野：有的倡导“全球化”、“一体化”，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也应该面向全球，不应过分地强调民族性，“过分地强调民族性，尤其是对理论的一种基本的普遍性、一种基本的进步线索都不予承认，这是不合适的”（见《[文学评论]创刊40周年座谈会纪要》，《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有的理论批评家则力主以“主导、多样、鉴别、创新的原则”，建构一种“具有我国特色、内涵深厚、形态多样的文艺理论”（钱中文：《文学理论流派与民族文化精神》，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前者着眼于“全球”（当然并非脱离本土），后者则立足于本上（当然并非拒斥外来经验）。这大体是90年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两大走向。至于具体的研究路向，大体说有三个分支：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寻求“当代形态”；其二是中国古代文论实行“现代转换”；其三是西方现代文论“中国化”。有些研究者认为，依据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国情，第一种路向，即从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中吸取精华，经过自我扬弃、充实和改造，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体系，可能最有希望。不过，这还得经历一个相当时间的创造过程。 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和“一体化”浪潮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和技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也正在向文化（包括文艺）领域渗透。但是，究竟文艺能不能搞“全球化”、“一体化”？这是一个有歧义的问题。文艺是最讲个性的，各个民族的文艺固然有共同点，但更有其各自的特点，否则在”世界文学”之外，就不需要有各民族自己的文学了。尤其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同的民族所具有的不同的审美观念和审美心理结构，决定了它很难是“全球化”和“一体化”，而只能是“中国化”和“多元化”的。因此说要建设中国自己的（或说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恐怕是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构想。当然，这是一种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理论体系；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创造性的，而不是回归过去的、守成的理论批评体系。 在现时代，这种理论批评体系必然呈现为主导多元的形态。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国情，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决定了理论批评的主导倾向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另一方面则是80年代以来西方各种理论批评学派的传入，引起了固有的文学理论批评的裂变，从而形成了多元的局面。主导多元的形态，不是一种并行不悖、相互隔绝的静止形态，而是一种开放的、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发展形态。有的论者提出，如今是一个“多元对话”的时代，文学理论批评从以往的“一统天下”而到80年代的“百家争鸣”（尽管还远未达到理想境地），再从80年代的“年轻气盛”转到90年代的“老成持重”的过程，是从“多元争胜”转而开始意识到必须“多元对话”的过程（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录》，《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这是一种颇为明智的见解。在“多元对话”的时代，自然不应该再重演阶级斗争年代的那种排斥异端、你死我活的悲剧，而应该是容纳异端、共存共荣，平等竞争、优胜劣汰。这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才有可能从构想变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