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理论自主性意识的觉醒 文学理论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无论在外国还是在我国，都还在不断探讨与更新之中。 我国20世纪的文学理论发展，与其他国家的文学理论一样，都无不受到现代意识的制约，极力参与现代文化的建设。但是由于国情不同，文化传统的内涵与文化特征不尽一致，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我国不断受到列强欺凌，家国难保，在这种情况下，启蒙自新，救亡图存，使国家走向现代富强之路，就自然成了现代性的直接指向。同时由于文学理论阐释者伪思想迥然有别，对于现代性的解释与要求自然不一。因此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现代性的策动下的文学理论的发展道路，自然观点也各自有异，这里的首要问题就是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而自主性问题又总是受到各个时期的文学观念的制约。 20世纪之前，我国无“文学理论”一说，但诗学批评盛行。19世纪下半期起，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需要的审美需求激增。文化进入了市场，促使不少文人转向市场机制，而小说创作是最能满足知识阶层、广大识文断字的人其中特别是市民阶层人士的需求的，遂使各种小说风行起来，文学观念也酝酿着变化。 19世纪末，文学观念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对待小说的态度上。戊戌政变失败，康有为通过在上海考察书肆，看到了小说发展的势头，以为小说发展之盛，足以与六经争衡：“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方今大地优学盛，欲争六艺为七岑”（注：《南海先生诗集》卷五，《大庇阁诗集》，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他看到的小说创作与阅读的势头难以阻挡，转而大力宣传小说。在1897年撰成的《日本书目志》识语中，康有为提出，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但无有不读小说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注：见康有为《日本书日志》，上海大同译书局1898年版，收入《康有为全集》第3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这样，康有为实际上极大地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使小说堂堂正正地成了文学的主导。同时在儒家的“文以载道”、“经世致用”之说理沦的基础上，竟看到可以用小说来代替六经、正史、语录、律例了。 梁启超在小说观念现代化进程中无疑起过积极作用，他以极大的热情提倡现代政治小说，在这一点上功不可没。他认为过去的小说家，未受社会重视，但小说的作用，却渐渐深入人心：认为“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小说者阶之厉？循此横流，再阅数年，中国站不陆沉焉不止也”（注：梁启超：《告小说家》，《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2册，中华书局版。）：并且搬出了因果报应之说，规劝小说家不要以妖言惑众。而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则大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他认为中国人的状元宰相思想、才子佳人思想、妖巫狐鬼思想、江湖盗贼思想，无不来自小说，中国群治之腐败，“诲淫诲盗”的小说是总的根源。由此，为改良故，必新小说。梁启超论证了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大作用，得出结论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文选》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把小说推到了文学的最高地位；而在小说中，则把政治小说置于首位，认为在德、日、意等国之进步，“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毫无疑问，梁启超的救亡思想是改良主义性质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发扬小说的作用，提倡政治小说，为之呼号奔走，是有其进步作用的。但是，把当时的种种社会弊端归之于小说，未免是对事物、现象的本末倒置。这是对于文学、小说的一种极端化理解，这把文学与政治、制度等同了起来，让文学去担当力不胜任也无法胜任的任务了。不管怎么说，这是本世纪初我国文学理论现代化探索的一个方面。它对清末“谴责小说”的兴起，无疑是一种推动。但是何谓小说中的“诲盗诲淫”之作，而且竟使中国之群治腐败不堪？在梁启超看来，《水浒》、《红楼梦》是也。这说明了他的文学观念并非真正是现代的。梁启超的这种改良主义政治文艺观，作为一条重要的线索，几经演变，后来在不同的思想指导下，以不同形态表现出来，成了我国20世纪的显学，而且几乎贯穿了整个世纪。 与此同时，我们把王国维在本世纪初的文学批评与诗学著作所表达的观点，看作是本世纪文学理论中另一个源头，另一条重要线索。就以《红楼梦》来说，有意思的是王国维与梁启超的观点是绝然不同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运用了欧洲的现代哲学、美学理论，提出了与我国传统涛学大相径庭的文学观念，即“为人生”的文学观，使我国的文学观念一下就进入了现代。王国维说，“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或“描写自然及人生”。再进一步，“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注：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在这里，王国维对“人生”作了阐述，即人生并非只关个人，它实际涉及家庭、国家与社会，乃至人性，即所谓“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王国维从叔本华的哲学观念出发，认为人的生活本质不过是“欲”而已，而“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痛苦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伯。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籍，终不可得也”。即使各种欲望得到满足，届时倦厌之心又起，“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痛苦与倦厌之间者也”。即使求得快乐，也会愈感痛苦之深。“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痛苦，故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这样，我们看到了王国维所说的“人生”、“生活，实为不可满足之欲望，而欲望即必然产生之痛苦，三者互通，无从超越。文学何为？王国维通过对《红楼梦》的阐述，推出了文学的“解脱”功能说。他说：“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痛苦相关系。有兹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之人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然物之能使署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曹人无利害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王国维谈到，《红楼梦》一书在于其显示了一种人生的悲剧精神，一种厌世解脱的精神，在于它是生活自然之演变，“实示此生活此痛苦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知者也”，与悲剧的伦理的“净化”作用相合，故而其解脱是‘咱律的”，因之《红楼梦》是“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所以在文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