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0年代以来的比较诗学热及其原因 在80年代初，比较诗学作为一种方法虽不乏影响，但于诸多方法中尚不突出，而进入80年代中期以来，其影响则远远超出了别的方法，尽管具体运用中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对于开拓研究视野，深化认识的确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就文学理论研究领域而言，中西比较、古今比较、中国与其它亚洲国家如日本、印度的文论的比较，乃至不同艺术门类间的跨学科比较等，都成为研究的课题，一大批论文、专著相继问世。就是一些不以比较为题的论文、专著，也较多地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尤其是在有关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理解、范畴含义的考释、理论家思想的分析等方面，比较更是在所不免。198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曹顺庆选编的《中西比较美学文学论文集》，198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湖北省美学学会编辑的《中西美学艺术比较》，这两部论文集的出版或许可以看作是比较诗学升温的一个标志。另外，1985年10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在深圳举行，“比较诗学”和“比较美学”被作为大会讨论的专题，“在会议收到的121篇论文中， 首先最值得称道的当然是比较美学和比较文艺学所取得的成就”〔1〕。总之，到80年代中期，比较诗学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成为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方法，甚至到了90年代的今天，比较诗学的强劲影响仍然势头不减，而且可以说是持续升温。 这自然有其不得不然的原因。 首先，这种局面的形成应当归因于比较文学拓展的结果。当代法国学者艾金伯勒在1963年就指出：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入，将不可避免地导向比较诗学。“历史的探寻和批判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以为它们是势不两立的对头，而事实上，它们必须互相补充；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比较文学便会不可违拗地被导向比较诗学”〔2 〕。艾金伯勒所言是有道理的，它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18世纪以来比较文学发展历史的一种总结性说明。我们知道，比较文学在其创立之初，乃是作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如法国学者卡雷便说：“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实联系。”〔3〕据此， 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学在事实上的关联，是以考据为主要手段去研究国际间文学相互影响的具体史实。这也就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基本主张和主要特征。相应地，他们反对将美学的研究引入比较文学，法国比较文学的泰斗梵·第根声称：“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总之，‘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4〕。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法国学派的观点一直左右着比较文学研究，直到本世纪50年代，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崛起，才批评了法国学派的狭隘与偏颇，将比较文学重新界定为超越语言界限的文学研究。而作为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就必须包容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正如韦勒克所说：“在文学学术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互相协作，共同完成中心任务，即描述、解释和评价一件或一组艺术品。比较文学，至少在正统的理论家那里，一直回避这种协作，并且只把‘事实联系’、来源和影响、媒介和作家的声誉作为唯一的课题。现在它必须设法重新回到当代文学学术研究和批评的主流中去。”〔5〕韦勒克的意见自然遭到法国学派的强烈抵制。然而， 经过一个时期的争论之后，美国学派的观点逐渐得到比较文学界大多数人的认可，而美国学派也获得了与法国学派并驾齐驱的地位。显然，艾金伯勒所说的“历史的探寻”和“批判的或美学的沉思”，即分别指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解；而他这样说的意义，与其说是为之作折中调和，不如说揭示了比较文学发展的某种必然。事实上的确如此，从将比较文学理解为“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到“超越语言界限的文学研究”，从影响研究到平行研究乃至跨学科研究，从欧洲中心论到转向东方，从寻求国别间文学作品的事实关联到致力于研究总体文学，比较文学理所当然地被导向比较诗学。在1983年8 月北京举行的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上，美国学者厄尔·迈纳提交的论文指出：“也许，近15年间最引人注目的进展是把文学理论作为专题引入比较文学的范畴。”〔6〕这话正印证了艾金伯勒的预言。 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开始时也受法国学派的影响。在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始于1929年瑞恰兹在清华大学开设比较文学课，所讲主要为英、法、德三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其后，1931年，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由傅东华翻译出版；1936年，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由戴望舒翻译出版。这两部书对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研究起了一定的规范引导作用。从30年代比较文学研究成果来看，影响研究最为突出，尤其是中印、中英和中德文学关系的研究。如陈寅恪的《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和《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印度故事》，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方重的《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等，都是当时影响研究的典范之作。不过，中国学者并未死守法国学派所设置的藩篱，在影响研究之外，还自觉尝试了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且，比较诗学也开始崭露头角。事实上，由中国特殊的现实所决定，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开放的灵活的态度，就自觉将历史的探寻与美学的沉思结合了起来。随着比较诗学研究的拓展，到80年代以后，更明确提出应该开展比较诗学的研究。所以，比较诗学并非比较文学研究的副产品，而更应看作是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然。 其次，比较作为一种手段，反映了当代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全球范围的文化交往的扩大，“全球意识”的形成。现代化的交通、通迅手段，使得不同国家、民族间的距离日益缩小，相互影响更趋直接。因此，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科学的研究便得以超越以往囿于各自文化圈的局限，更好地探讨人类各种族的共同性因素和差异性因素，进而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就必然会将比较摆到重要的位置。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几乎每一个人文学科研究领域都出现了以比较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学科：比较政治学、比较经济学、比较历史学、比较教育学、比较心理学、比较民俗学、比较文化学……等等。这种现象本身便无可争议地表明，比较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在当代学术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而究其原因，则在于它不但有助于将对象置于更为宽泛的背景之下，从整体性、综合性的角度来考察，而且能够变换视点，互为主客，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弊病。文学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只有将不同民族的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考察它们之间的联系、共同性与差异性，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其特殊价值，也才能真正认识整个人类文学活动的意义。另外还必须提到的是学科边缘化、交叉化的趋势。学术研究发展至当代，各学科间的界限已趋于模糊，不同学科研究领域的互渗、交叉已在所不免。不但相邻学科易于交叉、结合，就是相距较远的学科，也倾向于打破固有的疆域，走向一种新的整合。整合的结果，要么是若干新学科的诞生，要么是原学科的拓展与深化，而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会导向对比较的重视，将比较作为重要的研究手段。所不同于上述者，这里进行的是学科间的比较而非国家或民族间的比较。在文学研究领域内，这种边缘化、交叉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导致了诸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学语言学和文学人类学等新学科的形成，另一方面则有力地推进了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如果说，我们对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是基于走向世界文学的构想，那么跨学科研究则出自这样一种考虑，即文学作为人类的精神现象之一，应该在与其他精神现象的联系中来进行考察，通过比较各种不同的精神现象，更好地认识人类的精神现象，也更好地认识文学自身。不言而喻，当代学术研究的这种整体化和交叉化趋势，与比较诗学的宗旨、研究手段正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