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验激起的理论兴趣与后设视角 “除了体验所得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知识”，（注：（美）林赛－沃特斯：《美学权威主义批判》，《前言》，昂智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体验诗学这样说。在体验诗学看来，文学乃至一切艺术，并不是仅仅存在于文本内部的东西，它发生在人与物之间。只有在你获得某种体验之后，你才开始意识到你所接触的是艺术。只有当体验是如此的强烈而不可忽视，而且自我意识作为一种副产品涌现出来时，艺术才可能获得确认。我对摄影文学的理论兴趣，来自这样一种艺术的体验。我发现在“看”和“读”了一些摄影文学作品之后，我深深地被吸引住了，似乎是小时侯看连环画时的体验，又似乎超出了那样的体验。是什么呢？体验的是诗意和形式美，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文学现象。 摄影文学当属文学。它的主要性质取决于摄影图象的加入。是以图象为主要欣赏对象、以文学话语为意蕴支撑的一种综合性的文学样式。它在接受方式上改变了文学阅读中单纯的文字信息进入阅读者大脑之后转换为形象的接受方式，而变为双重符号系统在互相交织、互补的机制中被接受的方式。读图是对读文的辅助，读文也是对读图的辅助，两者互为阐释。言不尽，立象以尽意，曾经是中国人的选择，这是出于文体的思考，也就是说是立在文学的立场上力求达到尽意的期望而产生的苦恼和选择。以此推理，任何文本形式都有不能完全尽意的遗憾，图象依然。在摄影文学中，既是言不尽立象以尽意，同时也是象不尽，立言以尽意。这是人类意识到表达有限度而采用补充方法的智慧表现（中山大学教授程文超在他的《在言象结合中拓展意义空间》所言）。摄影文学的言与象的这样关系，以理推之，当会产生互文性。所谓“互文性”，是朱力亚－克里斯蒂娃提出的。表示任何一部文学文本“应和”其他的文本，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相互关联的种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是公开的或隐秘的引证和隐喻；较晚的文本对较早的文本特征的同化；对文学的代码和惯例的一种共同积累的参与等。（注：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3页） 既然摄影文学采用的是双重符号体系，并且产生互文性，那么采用现代符号学，来分析摄影文学就是可行的。自索绪尔倡导和发展现代语言学以来，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将之运用于文化人类学研究，拉康将之运用于精神分析学研究；福柯则扩展性地运用到对于不断变化着的事物的辨认、分类和对精神病治疗的分析上；罗兰－巴尔特将之用来评论和分析许多关于世界的“资产阶级的神话”的组成因素和代码，比如对著名的艾菲尔铁塔的分析等，都取得了另人瞩目的成就。在运用符号学的同时，我还将始终站在摄影文学之外来看摄影文学，保持后设性，即元文学的视角。 二、摄影文学中言辞文本的符号系统特征 我将摄影文学的文字部分称为“言辞文本”，之所以不称为“文学文本”，是因为摄影文学也可以被称为“文学文本”，为了与之相区别，我在后面始终在这样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名词，而将摄影图片称为“图象文本”。 言辞文本的规律已经基本获得共识。在索绪尔看来，言辞符号是任意的，除了很少一部分的“拟声词”以外，在言辞的“意符”和“表意”之间没有固定的或自然的联系。也就是说，能指和所指并不能重合。依据着不同的语境，能指可能有许多种所指。在语言学转向之后，人们已经认同了：文本和现实是两回事。正如杰姆逊所认为的那样，关于世界的语言只不过是语言，而不等于世界。这给予我们一种警觉：不能轻易地相信所谓“真实”。 与这样的警觉相关的另一个语言事实，即现代修辞学的成就所表明的事实是，人基本上是语言建构的产物，我们的文化、我们个人与他人的日常对应关系，都凭借着语言而存在，当社会发生变化，朝代更迭之后，语言及刻铸在语言上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甚至我们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完全变换。比如我国五四运动，白话代替了文言成为文学创作的语言，但是文言里的修辞格，大部分依然保留在白话里。在默默地传递着文化传统。现代修辞观还认为，语言是先有比喻义，后有本义。依此，文学里的语言在本质上是隐喻的。摄影小说《将军泪》是篇优秀之作。它依然没有逃脱语言中的这种比喻义先于本义的规律，而且这种比喻义也在发挥着它的诗性作用。《将军泪》中图19的言辞文本为“孙二勇大口大口地喝酒，他微醉了。突然他一把扯开自己的衣服。伤痕斑斑，每一道伤疤都有一个流血的故事。这些伤疤大多是为张自忠留下的”。图20的文学语言为“张自忠也哗啦一下撕开自己的军装，这些伤疤是为中国留下的”。这两段文字构成一种可叫做“联锁”或者“偏重”格。这种修辞本身就有“意味”，因为其中携带着引申义，“为张自忠留下的”和“为中国留下的”，都不是本义，而可以引申为为张自忠的爱国事业为忠于张自盅而留下的；为保卫祖国不被外族侵略，为了祖国的神圣而留下的。其中渗透着身／家／国的递进并被包容的关系，这是一种出于意识形态认可和想象的结果（我只是从学理上说，而不含任何价值评价）。可作为这个现象旁证的是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教授高辛勇在《修辞学与文学阅读》中所举的我国《大学》中的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段子：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致知，致知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齐家，齐家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