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视觉 金：当代社会科学与哲学文化正在发生一系列的“转向”，一系列新问题伴随着旧问题的消隐而凸现出来。美国学者W.J.P.米歇尔说，当下社会科学以及公共文化领域正在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而在当代哲学家的论述中，这种转向也是明白无误的。他把这一变化称为“图像转向”。那么，图像的转型转向哪里？这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论、形象化再现或图象的辅助解说转变，也不是向主体客体相互对应的理论回归，更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死灰复燃；它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它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由传播手段限定和形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即文字长期居于独霸地位的现实。而是把图像当作视觉性、机器、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性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来加以研究。因为重要的现实是，图像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今天百姓的日常生活、信息的获取越来越多地是通过图像来达成的。所以，过去对图像的熟视无睹、不屑一顾、否定遏制或单纯批判都无济于事，现在，我们必须正视它并逐步建立一套新的视觉文化批评的话语机制。 陶：视觉文化或者可视性之所以在今天被人们看重，是因为实际上今天的人们就生活在视觉文化的现实中。的确当今人类的经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视觉化和具象化了，人们更加关注视觉文化事件。在西方，正是对视觉图象及其效果的极度迷恋，产生了后现代文化。所以，一些专家断言：当文化成为视觉性之时，该文化最具后现代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视觉文化似乎已经成了区分当下与过去的分水岭。你看，通俗报业的图象化，电影和电视的数字图像化、后成像术的出现和医学成像术的发展，成了转换的标志，更不用说互联网无休止的图象轰炸了。因而继文化研究，怪异理论和黑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之后，西方兴起了视觉文化这个时髦的、也有争议的研究交叉科学的新方法。视觉影像成了从事摄影、电影、电视、媒体研究、艺术史、社会学及其它视觉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中心。 金：然而视觉图像的兴盛给我们造成了一个错觉：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突然间一窝蜂地在屏幕上重演最为古老的图像机制，似乎人们回到了人类童年的岩画或象形文字的时代。这当然是不合乎事实的。视觉图像是在当代高新科技的基础上发生的人类划时代的媒介革命的表征，是当代最重大的世界性文化事件，是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纪元的显著标志。这种转向以当代高新技术：电脑辅助设计、合成全息照相、飞机模拟器、电脑动画、数码摄影摄像、机器人图像识别、射线跟踪、文本图绘、运动控制、磁共振成像、以及多谱感应器等一系列先进科技手段为平台，在各种艺术电影、电视、绘画、摄影、摄像、广告以及娱乐、游戏、日常生活中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新的视觉图像文明。所以，无论图像转向是什么，它都不会是向远古时代的图象转向，也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论，或传统的再现理论的回归，更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老调重弹；它更应该是信息传媒革命时代对图像的一种建立在新的语言符号基础上的新创造。在我们的社会逐步走向消费社会的今天，观看行为（观看、注视、浏览，以及观察、监视与视觉快感的实践）可能与文字阅读的诸种形式（解密、解码、阐释、听等）是同等深奥的问题，而基于文本性的传统模式恐怕已经难以充分阐释视觉经验或“视觉识读能力”。尽管过去的时代人们一直用图像来表征存在的事物，但是它现在则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为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 陶：这种被广泛认可的视觉的全球化，要求新的解释手段。同时，为了说明“视觉转向”，这种向后现代状况的转变也要求对现代主义和现代性重新做出历史性阐释。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认为，视觉文化不依赖图像，而是依赖对存在的图像化或视觉化这一现代趋势。如果说人文科学中真的发生了一种图像转向，那么艺术史将会发现其理论的边缘会转化到学术中心的位置，会呈现为一种挑战，这就需要对其主要的理论客体——视觉表征——进行研究和评述，展开更宽阔的学科间的碰撞与交融，并将之推及人文科学的其它学科。 视觉图象不仅是信息和大众文化的媒介，它还有一种感官感受的直接性，这是印刷媒介望尘莫及的：正是这一特征使得各种视觉形象与语言文字文本截然不同。这与简单性决非一回事，相反它使人们第一眼看到它时就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这一点是文字印刷文本不可比拟的。 2.个案 金：相对而言，国内的文化研究需要从两个方面突破，这就是深刻的逻辑的形而上理论思辩和直面现实的细致具体的“个案”研究。也就是我们积极主张和推动的“顶天”或立地的两种方式。所谓顶天是指那种深刻的形而上的理论创新，注重思维的概念和逻辑的严密推演：所谓立地，是指那种田野的、现实的、具体的有代表意义的个案研究。那种不上不下、既无形而上，也无形而下，既无细致的学理梳理，也无理论概念的思维的逻辑推演，又无细致的个案“深描”，却动辄要建构一个体系，列出1、2、3、4，随意遽下论断，再辅之以例证的简单枚举，这种普遍泛滥的论文“格式”，确实需要改变改变了。 陶：是的。当前，“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非常多，做个案分析和个案研究的却非常少。这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个案研究在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中国的文化批评中却很少运用。这一方面是由于先前的批评范式只关注宏观整体的研究，习惯于从普遍性、一般性的角度来把握文化对象；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还不大会用个案研究的方法（特别是考虑到在今天中国从事文化研究的主要还是一些文艺学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出身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反而很少）。中国的人文学界长期以来习惯于在抽象理论的层面上打转转，把西方的各种理论比较来比较去，试图这样来进行理论上的创新。现在看来这样的理论创新之路是头不通的，是一条死胡同。尤其是考虑到：我们今天所谓“理论”主要是从西方介绍的，而西方的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带有自己特定的问题意识与理论传统，很难与中国的实际完全吻合。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一种新理论的生长点不是在书房而是在“田野”，国外人类学与社会学中非常流行的“田野作业”(field work)在中国一直是薄弱的环节。实际上即使是在西方，理论创新的途径也常常是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比如布迪厄是在阿尔及利亚的田野研究中发现了此前的人类学中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无法解释那里的经验事实，这促使他创造出一套以“场域”“习性”“文化资本”等一系列概念为核心，旨在打破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社会理论。这个经验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只有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个案研究中才能发现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中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从而在中国本土经验的特殊性中检验西方的理论并建立自己的理论。这是我们提倡个案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