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统流变的机制与形态

      一、文学传统的悖论

      大凡事物发展往往逃不脱这样一个悖论：一个事物当它尚未广泛流传时，还不足以成为“传统”，只是在它得到广泛流传后，才被人们视为“传统”；然而一旦事物得到广泛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便又面临着蜕变，即将为继起者取而代之了。梁启超指出，学术更替“每迭为循环”，“大抵甲派至全盛时必有流弊，有流弊斯有反动，而乙派与之代兴。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动亦然。”他认为，这种循环嬗递的模式恰恰是知识增长、人文进化的常规：“每经一度之反动再兴，则其派之内容，必革新焉而有以异乎其前。人类德慧智术之所以进化，胥恃此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文学的发展亦然。没有千古不变的文学，也没有千古不变的文学传统，而一部文学史往往也就是文学传统相禅相递、流转不息的流变史。清人叶燮曾指出：“盖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古云：‘天道十年一变。’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他从而将自《诗经》到明代以前的诗史描述为《诗经》之传统的千年流变，理出了一条蜿蜒曲折、变幻明灭的线索：“《三百篇》一变而为苏、李，再变而为建安、黄初。建安、黄初之诗，大约敦厚而浑朴，中正而达情；一变而为晋，如陆机之缠绵铺丽，左思之卓荦磅礴，各不同也。其间屡变而为鲍照之逸俊，谢灵运之警秀，陶潜之澹远；又如颜延之之藻缋，谢脁之高华，江淹之韶妩，庚信之清新；此数子者，各不相师，咸矫然自成一家，不肯沿袭前人以为依傍，盖自六朝而已然矣。其间健者，如何逊，如阴铿，如沈炯，如薛道衡，差能自立。此外繁辞缛节，随波日下，历梁、陈、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习而益甚，势不能不变。小变于沈、宋、云、龙之间，而大变于开元、天宝高、岑、王、孟、李；此数人者，虽各有所因，而实一一能为创。而集大成如杜甫，杰出如韩愈，专家如柳宗元，如刘禹锡，如李贺，如李商隐，如杜牧，如陆龟蒙诸子，一一皆特立兴起，其他弱者，则因循世运，随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谓唐人本色也。宋初诗袭唐人之旧，如徐铉、王禹辈，纯是唐音。苏舜钦、梅尧臣出，始一大变，欧阳修亟称二人不置。自后诸大家迭兴，所造各有至极，今人一概称为宋诗者也。自是南宋、金、元作者不一，大家如陆游、范成大、元好问为最，各能自见其才。”（注：叶燮：《原诗》。）不难见出，尽管在这段诗史中《诗经》的传统一以贯之，但在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变化又各有千秋，有的是“一变而再变”，有的是“一变而屡变”，有的是“小变”，有的是“大变”，犹如大江之水经天行地，或委曲迂回，或一波三折，或流分九派，或众川归一，云蒸霞蔚，姿态万千，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

      二、文学传统流变的机制

      文学传统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有着非常具体的表现形态，它可以体现为审美观念、创作原则和风格情调，可以寄寓于主题、题材和艺术形象，也可以物化为文体形式、语言特色和技巧手法，它的流变也是在这诸多方面推进的，尽管如此，在这诸多方面推进文学传统流变的动因却不乏共性，也往往存在着某种共同的机制。在此姑且以文体传统为例说明之。

      在中外文学史上，几乎每个时代都会形成特定的文体传统，即每个时代总是有一、二种文体大行其道，极一时之盛，它的光芒掩盖了其他文体发出的亮光，它的声音压倒了其他文体发出的声响，从而它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文体，甚至成为这个时代的代称，如《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明清小说等，都是如此。而且还有这样的情况，某种文体在一定时代登上了文学的巅峰，它也总是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无可挽回地走向衰退，不是说此后就不再出现这种文体，而是说在别的时代出现的同一文体无论如何达不到以往的境界和档次，找不到原先拥有的那种感觉，譬如宋诗在总体上怎么也要比唐诗略逊一筹，明人清人所写的词在总体上怎么也赶不上宋词。王国维曾指出这一点：“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注：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要解释这一现象有相当难度，历来有不少论者将其归之于“气运”、“气机”、“运会”。对此不应作神秘主义的理解，其实这就是规律，文学传统流变的规律，其中自有其机理在。

      首先，文体传统的流变与时代生活、社会状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对此历来人们谈得较多，如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魏征更对国家的政治状况影响文体形式的作用作出说明：“世有浇淳，时移治乱，文体迁变，邪正或殊。”（注：魏征：《隋书经籍志集部序》，《隋书》，卷35。）

      其次，文体传统的流变也与地域环境有关。文学就像扎根于土壤之中的植物，它的生长和变化都可以用它赖以生存的地域环境来加以解释，在它的特殊性之中总是可以找到地域环境的终极规定性。地域环境变了，文体传统也终将改变。元杂剧的盛行大约经历了一百年，从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中叶，便从轰轰烈烈走向悲壮的衰落，就与地域环境的转换有关。元灭宋以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杭州成了杂剧演出的中心，杂剧作家群体由以北方人为主逐步变为以南方人为主。这种地域上的迁徙，固然推动了杂剧的广泛流传，但也为杂剧日后的式微埋下了病根。杂剧从肃杀蛮荒的北方迁移到潮湿温润的南国，从而切断了与本根相连的命脉，落下了水土不服的症候。杂剧原本那种慷慨多气、亢奋激越的情调与江南繁华市廛和锦绣水乡的氛围并不协调，开始让人感到新鲜刺激，久而久之则势必失去观众，这就迫使它不能不改变它的本色，由刚强转入柔弱，由豪放转入婉约，并在戏剧的体制规模和结构布局上作出相应的变动。正如王世贞所说：“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注：王世贞：《艺苑卮言》，卷3。）正是受到地域环境转换的影响，南戏终于取杂剧而代兴，中国戏剧史进入了又一个辉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