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9)03-0091-08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经过百年探索和实践，初步建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矛盾和复杂的文艺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论如何解决现实难题?首先是“美学和历史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从文本出发讨论历史运动和审美的一般规律，对象和参照系有时互相缺位，方枘圆凿，扞格不入。其次是“文化研究”是一个笼统的文论现象。其本身内涵的模糊性和外延的广延性，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及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有待进一步区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内部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既要在原先的基础上完善补充，还要发展新的东西。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建构，一是要打破孤立状态，回到文艺现实和文艺现场；二是要加强批评家自身的意识形态建设；三是要接通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构建与当前文艺现实的联系，形成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理论体系和批评方法。 一、坚持实践原则，回到文艺现实和文艺现场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形态化进程分为几个重要的阶段，其中每个阶段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文艺实践特色，同时也体现了后一阶段对前一阶段的总结和提升。第一个阶段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初期。左翼作家联盟将马克思主义引入文艺批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并在文艺大众化实践上取得宝贵的经验，在各种文艺论战中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模式，即以鲁迅、茅盾、瞿秋白、钱杏邨、胡风为代表的“五种批评模式”。①第二个阶段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起点，包含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以及蔡仪的“典型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于此初步形成。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显现出革命性、人民性、斗争性的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具有多重身份，既是革命家又是文艺批评家，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思考和解决文艺现实问题。第三个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进行了曲折、艰难的探索：一是“十七年”时期“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某种意义上又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形态”；二是苏联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唯物论；三是周扬、王朝闻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解和阐释；四是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黄药眠的“生活实践论”、朱光潜的“美学实践论”等新的理论探索。“新中国的文艺思想在曲折中发展着、艰难地前进着，成绩与错误并存，两种倾向同在”。②第四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至21世纪头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知识形态化进一步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强调恩格斯所说的“美学和历史的”③批评，文艺批评对“美学的”和“历史的”进行双重观照，并上升到批评标准和方法论层面。进入21世纪，文艺现实日益复杂化、多元化。为了对现实生活作出恰当的回应，“文化研究”融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之中。文艺理论家意识到文艺理论脱离社会现实和文艺现实的危机，强调将文学文本的阐释与文化意义的揭示结合起来。第五个阶段起始于党的十八大的召开，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几次讲话(《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等)为契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承担着构建、创新、体系化的重要使命。文艺理论家意识到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须解决新的复杂的文艺现实问题，应建构新的知识形态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如党圣元所说：“作为当下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创新性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建设，是中国经济崛起后对文化崛起的渴望与布局所提出的文化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④ 无论是左翼革命文艺转向工农兵文艺，还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确立的“人民性”导向，既有接地气的批评，同时又有知识理性方面的建构，并能有效解决当时社会的文化难题和思想难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无论是“历史和美学的”方法还是“文化研究”的转向，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有时却显现出与现实脱节的一种“孤立的存在”的风险。理论家已经意识到西方文艺批评难以解释中国现实。进入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也进入重大的转折时期。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把自己对象化、客观化后，如何再返还自身，是目前要解决的难题。这就需要打破当前与现实隔离的状态，真正融入到普遍的文艺现场和社会现实中去。当然，从认知理性过渡到实践理性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一种外在的、人为的推动，而是概念本身发展的必然途径。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必然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回到文艺现实，并着力解决社会现实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哲学，它不同于其他纯粹思辨哲学。文艺理论更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专业理论家和批评家大都完成了必要的学术训练，但由于他们大都属于学院派，在进行理性逻辑的深度探究时，难免流于空疏。文艺理论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须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只有到现实中去，才能了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困难在哪里。面对一个明显违背人伦或歪曲历史的文本，一些批评者不能有效地指出其问题，只研究文本的艺术价值而绕开思想价值和社会功能。譬如对小说《软埋》进行评论时，对小说的历史观问题视而不见，其评论主题仅着眼于叙事与审美：“文学史意义的普遍性意象”、“小说文本从内容到叙事所具有的张力”、“时间和空间双线并进的叙事策略”、“叙事中的人性观照和文化反思”等，对作家的写作技巧大加赞赏，却掩盖了“历史的”重大问题。普通读者反而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作品的思想缺陷。 其次，概念本身需要在实践中经过否定和扬弃的环节，概念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统一性需要进行联系。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过百年发展，已经具有比较清晰的概念边界。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作品?越具体反而越模糊。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理论基础，以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进行批评，显然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那么，面对当今如此繁多复杂的文艺现象和文艺作品，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该怎么做?新兴的“文化研究”在批评环节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文化批评”除了包含传统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同时还包括新的社会文化现象。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也包含上述的部分概念。在概念属性上，它们有交叉的部分，二者既不是平行的，也不是种属关系。女性主义批评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批评?一方面女性主义也是追求平等、自由、全面解放的，但在事实上又常常偏离这一宗旨，不自觉地走向“田园女权”、单边利己主义。生态批评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其宗旨也是通过文艺作品考察文明与自然的关系，追求人与环境的和谐自然。它的终极关怀是解决人的异化问题，从而建立新型的精神和物的恰当关系。但它却忽略了发展问题、民生问题，以及人的生存方面的根本性难题。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不能只在概念中进行逻辑推理。批评家也需要深入作品内部，深入社会现实，才能做出判断并获得抵达真理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