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历史的转折，都逼迫我们重新审视我们所处的方向、时段、位置和境遇；都必须重新叩问“我从哪里来、我在哪里、我是谁、我向哪里去”的问题。 进入新世纪，社会与理论中的“转向”的论述越来越多。像文化的转向、视觉的转向、美学的转向、媒介的转向、身体的转向……，此呼彼应，蔚成大观，形成了一部多声部的交响。这些“转向”的总体指向是一致的，可以将之总称为“后现代转向”。 转向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凌空蹈虚，而是当代世界全球变革的现实和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实践向我们提出了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是理论范式的转换要求我们对之做出新的阐释。转向使得大量的后现代话语激增，迫切需要我们对这一发展的趋势和话语进行批判的分析。 后现代转向：再度浮现 后现代曾于1960年代在西方风靡一时。那是一个西方的“争后恐先”的非常时期。后现代一词“在六十年代的革命修辞中获得一个突出地位。恶魔现代性已寿终正寝，它的葬礼乃狂野欢庆的时刻。几乎在一夜之间，小小的前缀‘后’成了解放行话中备享荣宠的修饰语。仅仅是‘后于……而来’就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特权，它一视同仁地顺应任何对它提出要求的人；一切都值得以‘后’开头——后现代、后历史、后人，等等。”（注：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第28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后现代是激进狂热的代名词。 然而，当时就有人预测，后现代就像它所关注的时尚如呼啦圈等时髦玩艺一样，总是蜂拥而来，倏忽而去。的确，1980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曾一度呈现萧条甚至衰落的迹象，于是有不少人宣称后现代主义已经死亡。许多人也以为后现代的论题已是明日黄花。 但闹剧退场之后，正剧悄然登场。1990年代中期以来，后现代主义的大量著作和文献以更大的规模和强度再一次呈现，人们对后现代的讨论再度趋于热烈。互联网的搜索表明，近年来，“后现代”术语的使用正在不断增加，每个月都有数以百计的文章运用该术语。有关的会议和书籍应接不暇，这种趋势正方兴未艾，现实的发展又一次把“后现代”推到了前台。如格劳德.格拉夫所指出：“一旦一定数量的人相信一个如后现代的概念所标志的文化氛围的真正变化，变化就成为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现实，即使该现实并非恰如该术语的大多数使用者所想象的那样。”（注：Gerald Graff"Preface"Pi-ii,in Charles Newman,The Postmordern Aura.Evanston,I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5.） 的确，在西方，1980年代之前，后现代理论并没有真正发展和成长为一种具有支配性的知识和文化权力。走向1990年代，更年轻的一代理论家重振后现代话语，他们以更为极端、更具进攻性的形式否定现代理论和现代性政治。所以，一些人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代人的‘情感结构’，植根于一个巨大的PMC（即专业的管理阶层）”之中，这些专业白领是后现代文化消费的主体。但更多的人认为那些美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那一代与更年轻的边缘化的“新X一代”才是后现代文化的更热心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注：Steve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The Postmodern Turn.P11,34,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7.中译本参见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这样，后现代就成了新一代相互认同的旗帜，成了他们积累当代文化资本的方式与实践过程。如费瑟斯通所描述的，新闻记者、文化商和理论家发明并兜售诸如后现代之类的话语就是为了积累文化资本，使自己出名，他们推销特定的人工文化产品，宣传他们所信奉的新的思想与意义。于是，新的后现代话语的成功与流行便成为新一代与过去、与老一代精神、观念上决裂的标志；也是新一代之间作为反抗、认同或区别的一种标志。（注：参见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与转向论的风起云涌相映成趣，在论述后现代主义的著作中，也有多部著作称名曰《后现代转向》。其中老牌的后现代理论家哈桑的《后现代转向》与西方新一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斯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合写的《后现代转向》具有各自的代表性。 1980年代出版的哈桑的《后现代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集》，对后现代的各个方面进行了随笔式的描述，列出了后现代多达几十条的基本特征。哈桑的论述是一个标志着前期后现代范式风格的例证。这本影响很大书是一本零散文章的结集，哈桑在书中并没有着意阐明或界定“后现代主义”及其主要发展趋势。他对后现代话语采取了一种超然、游戏、戏谑的后现代态度。“哈桑是一个靠目录（既在名义上也在概念上）、引言、例证和晦涩暧昧的术语来‘定义’的大师。”（注：Steve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The Postmodern Turn.Preface xii,New York:The Cuilford Press,1997.）他曾潇洒地说明：“我没有给后现代主义下定义：我也不太可能为后现代主义下定义”。他曾多次求助于托马斯.库恩的范式变革或革命的概念，但却拒斥之，哈桑寻求离开“左派和右派的套话”，找到“一种现实的和灵活的范式”与“后人道主义”，他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消失的后现代时代”，（注：Ihad Hassan:The Postmodern Turn:Essays in Postmodern Theary and Culture.P40,120,121,Golumbus,OH:Ohio University Press.）这就根本上不同于其后新一代理论家正热烈探索的“后现代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