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一股思潮，一个热点的出现，决非空穴来风，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既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也有作家们的某种文化策略。 本世纪第一次闲适潮发生于三十年代初。体格无力的作家们既然不能决杀在战场上，精神上又不能似鲁迅将文章作匕首，自己开出一条杀路来，为了保全自己，便不得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激烈残酷的现实。纵的方面，他们认明清的名士派文章为祖宗，横的方面拉来兰姆、爱迪生等西方小品大师作大旗，以《论语》、《人世间》和《宇宙风》为柜台，广告是“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于是一场大规模贩卖闲适的营销活动开张了。 第二次闲适潮发生于九十年代初，与第一次相隔六十年。随着政府对经济大幅度的倾斜政策而带来的经济大潮，传统社会道德价值系统分崩离析，福柯的“人死了”成为潇洒走一回的人们的口头禅。作家失去了特别的荣耀，和作坊里的工作师傅一样卖字为生。一度很翘尾巴的小说、诗歌、戏剧、报告文学犹如断绝了定时供应可卡因的瘾君子，被抛弃在空空荡荡的可疑的废旧车场上，陷入“失语”状态。就市民阶层而言，卡拉OK、排行榜、新潮服饰、张艺谋、蔡国庆、电子游戏机成了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对于文学，他们大体允许自己接受三类：1、财经小说，这能刺激他们对金钱的欲望；2、拳头和枕头的作品，这能使他们产生体魄健壮的迷幻；3、在商场尔虞我诈的智力较量和在精武馆、色情发廊里体力挥霍放纵之后，接下来便需要安逸了，于是闲适作品便是极佳的选择了。走到任何一个书肆，你都会发现从明清的性灵、清言、僧道、鬼怪、香艳、尺牍、山水小品到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梁遇春、朱自清、丰子恺、汪曾祺、贾平凹的散文是与金庸、梁凤仪堆放在一起的。除了颇有争议的性行为描写，出版机构对这些作品一般采取了默许的谋略，出版商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写手们为不用下岗仍有作为而沾沾自喜，文评家们为能抬高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价位不断投资下赌做多头。一切都表现出天时地利人和、繁荣昌盛的景观。 一 周作人是与鲁迅一同走上文坛的，因此，二十年代初期的一些作品带着批判的锋芒，显示了战斗的一面，如《祖先的崇拜》、《天足》、《碰伤》等等。他自述道：“我大约也可以算是一个爱中国者，但是因为爱他，愈期望他光明起来，对于他的黑暗便愈憎恨，愈要攻击，这也是自然的道理。”（《“先进国之妇女”》）[①]。但是少年时代其祖父科场案致使家道败落，尝尽世态炎凉，养成了他孤傲冷漠的性格。后来爱女若子的病和死，加深了他对人生苦涩的品味。随着五四的落潮，整个时代和烦闷阴沉使他感到“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②]。于是在现实人生和社会的双重迫压下，周作人情绪内转，身上的名士作派逐渐占据上风。从《自己的园地》开始一步步皈依闲适，他说到：“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③]到了三十年代初终于成了林语堂闲适小品阵地的主帅。 周作人的闲适散文主要表现为苦涩，一份凄凉悲戚的苦涩。他尽管不断地改换门庭，但总是在“苦雨斋”、“苦茶庵”、“药堂”里打转，听的是苦雨，品的是苦茶，喝的是药汤，吃的是苦竹和野菜，观赏的是苍蝇的吸美，“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吧。”[④]总之他的作品处处都渗透出这种苦涩的滋味。 林语堂是闲适散文的主要提倡者，尽管在二十年代他身上有着许多匪气，但是到了三十年初，正如他自己说的：“近来识得袁中郎，喜从中来乱狂呼”。林语堂在提倡闲适中特别强调幽默，但他的幽默成份远不如梁实秋，因为幽默是自然形成的，是毫不费力地流露在词语中，专事提倡，就显得做作了，正如鲁迅当年曾不客气地给他当面泼过的一盆冷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书，本身便是件很不幽默的事。” 林语堂的闲适主要表现为顽泼自然的生活态度。他精神负担很轻，所以他做“土匪”就真的做“土匪”，谈戒烟就真的谈戒烟，说闲适就真的说闲适，一旦遭到批判，赶紧开溜美国，脱离是非圈子，显得非常聪明，识事务，很少像周作人那样，能从普通小事上体味出复杂的内涵。他的文章初读很解颐痛快，一舒胸中块垒，读多了，则感到终有一丝无聊在其中。他的文章也正如他说的：“信手拈来，政治病亦谈，西装亦谈，再启亦谈，甚至牙刷亦谈，颇有走入牛角尖之势，真是微乎其微，去经世文章甚远矣。所自奇者，心头因此轻松许多，想至少这牛角尖是我自己的世界，未必有人要来统治，遂亦安之。”[⑤]他的《言志篇》很能表现这种顽泼的心态，纵横捭阖，任意而谈，亦庄亦谐，意趣奋发。正像郁达夫说他：“生性戆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学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出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⑥]了。 到了三十年代末，随着周作人的“下水”，林语堂的出走，闲适散文的重担就让梁实秋拾挑起来，并且这根香火在他手里一直没有断过。三人中，要说闲适散文成就最大者，当属梁实秋。因为周作人尽管口口声声追求闲适，其实正如他自己说的：“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文中曾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感苦闷，鄙人甚感其言。”[⑦]而林语堂自1934年写作《吾国吾民》起，就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英文写作上了，所以梁实秋写的闲适散文不仅比林语堂多，成就也远在他之上了。 梁实秋1938年底发表了引起很大争议的《编者的话》，他说：“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益处的。”[⑧]此说一经发表，立即遭到左翼文艺界的严厉批评。为了实践他自己的主张，梁实秋便创作了后来被一炒再炒的《雅舍小品》，算是对批判的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