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文学性”出发 说到“文学性”，我们马上会想到雅各布森的“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和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奇异化”阐述，当然，伊格尔顿的“没有确定的文学性”等“反本质主义”文学性观念，也会相应进入我们的视线。因为“文学性”是一个外来概念，也因为“文学理论现代化——西方现代文论参照”已经形成了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主导性价值取向，所以中国学者一般不大会从中国文化出发去思考这个概念的“中国自己的思维方式”，也难以从中国文学自己的创作经验和问题中去提取“文学性”的中国式内容，在实践中，自然会产生以西方文学性观念描述、评价中国文学或隔靴搔痒或生搬硬套等弊端。 提出“中国问题”的原因就在于，从《毛诗序》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开始，“诗言志”就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殊的“生生”思维——“志、言、诗”是一个外化性流程，而不是“内容与形式”的可分离关系。这种“生生”与老子和庄子的“道”论，体现出中国文化讲究的“整体性”、“通彻性”的文化特质。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的“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与庄子《齐物论》中的“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强调的都是变异而不对立、浑成一体而没有割裂；而《易传》所说的“一阴一阳谓之道”，也可以引申为“文学与文化”的相互缠绕和渗透，但却不是以二元对立为前提的“互动”。虽然《易经》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但由于“道”与“器”之间并不是“形上”与“形下”的对立关系，而是“源流”关系，所以中国没有西方文化意义上的纯粹的形而上存在，而是渗透在“器”里的“道”之存在，性质上是一种整体性存在。儒家的“亲亲”思维展开的“亲疏远近”、文学的“言意之辨”展开的“象外之象”，其“差异性”都是在“整体性”、“通彻性”中来展现的——再远的人、再不一样的事物，都是中国“整体世界”的一部分，再“不一样的象”，都是隐藏在“现有的象”之中的。这样的思维方式，必然使得中国文学的“文学特性”是在“文化整体性”中来谈的，要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本体性”，也必须以“在文化中慢慢渗透出独立性”、“在文化中慢慢生成其本体性”的思维方式去考量。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和“本体性”表面上很多时候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中国文学无论怎样发展，都不可能是一种“实体性存在”、“对象化存在”、“确定性存在”，当然也不可能是一种“本质化存在”，而只能是一种“张力性存在”，以“整一”为前提的“非整一”存在。“实体性存在”会形成“形式”这样的“对象化”符号，而“张力性存在”是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点”来作为“文学标志”的。“实体性存在”的“形式”会形成文学与现实的“对立关系”，而“张力性存在”则是“亲和现实又不限于现实”的渗透关系、穿越关系。 无独有偶，在中国文化和文论中，还有另一个维度支持我们从“张力”这个视角去把握文学性问题：由于老子的“涤除玄鉴”、“致虚”、“守静”和庄子的“心斋”、“坐忘”、“齐物”等，与儒家的“修齐治平”一道，强调的都是人“体道”、“养心”、“至诚”的“修炼”工夫，构成了中国人生和艺术努力的“程度高低”的思维。这不仅使得中国人的“做人”是一种“人格境界高”、“人格境界低”的价值判断系统，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必然会在文学价值问题上产生各种“境界”说。刘勰的“温柔敦厚”，王士禛的“神韵”、沈德潜的“格调”、王昌龄的“意境”和王国维的“境界”，叶燮的“才、胆、识、力”、司空图的“思与境偕”等概念，都与文学“境界高低”的判断相关。可惜的是，因为西方现代生命哲学和个体哲学对道家“恬淡意境”和禅宗“清静意境”的冲击，也因为20世纪中国文化在这样的冲击下导致的破碎，这种从“文学境界高低”去考察文学性问题的思路，已经被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所遗忘。这种遗忘之所以是经验性的而不是理性化的对待，是因为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在使用“人格境界高下”的判断，而文学中“文学境界高下”的判断，要不然就混同于“人格境界高下”，要不然就不复存在。 一般说来，“境界”可分为“文化境界”与“文学境界”。“文化境界”主要指儒、道哲学对人的要求通过修炼所达到的程度，并分别大致体现为儒家的“圣性”追求和道家的“平淡”追求，但中国文化在“境界”问题上所体现的“现实等级与评价等级”的“不一致”，又有助于我们思考“文化境界”与“文学境界”的“不尽统一”，由此展开“文学境界”对“文化境界”的突破。如作家的社会地位和文学史地位不一定与作家的文学贡献成正比，“文学性”理论应该更关注后者。另一方面，在文学的意识形态和意义形态的关系上，看一部作品是否反映重大社会问题，是否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是否体现出儒家意义上的“忧患”，是否具备“现代意识”……这些都是文化对文学的要求，而以这样的内容为前提，对艺术的要求就限于“生动”、“栩栩如生”等所谓“审美表现”，多数学者就是在此意义上理解恩格斯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①（即美学与历史的统一）。这就触及不到艺术模糊意识形态、穿越社会本质规律之核心问题。所以从刘勰强调文学的“温柔敦厚”开始，王士禛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总体上皆从属于道家的“道气论”和儒家的“仁义论”，使得中国文论家常常将做人的“文化人格之境界”混同“文学优秀之境界”，导致文学为文化境界服务的工具化性质，这与中国现代文论要求文学表现“历史进步论”、“个性解放”、“悲剧意识”并以此衡量文学价值的思维，是基本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