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知识生产问题上的建构主义

作 者:

作者简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
人文杂志

内容提要:

文学理论中的建构主义以批判学科知识生产中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而出场,主张文学的本质是建构出来的,不存在非历史的、永恒的本质,并提出重建文学理论知识的历史性和地方性语境。通过对当前论争中建构主义的立场问题、本质主义和权力干预的关系问题以及建构主义的知识生产问题的考察,笔者认为建构主义在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上的意义在于,为反本质主义的语境化提供了便利,从知识社会学视角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0 年 05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1-0109-06

      文学理论知识生产问题的提出源自后现代语境中知识观念的变迁。解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强大的颠覆力量使得一切人类知识的确定性荡然无存,不确定性成为知识的重要特征。由此出发,以价值哲学为根基的现代人文学科的合法性和知识的有效性都成为问题,人文学术的危机意识在各门学科之间蔓延,这促使学人们积极进行学科反思与知识生产路径的考察,以寻找应对策略。文学理论知识生产问题上的建构主义路径,作为学科反思与知识重构之众多路径中的一个,当前正成为学界论争的重要话题。这里将考察建构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观点,它同其他反思路径的交往对话,以了解建构主义路径在知识生产问题上为文学理论的知识创新提供的可能空间。

      一

      带有强烈反本质主义倾向的建构主义在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出现是在本世纪初。建构主义的倡导者、代表学人陶东风先生在2001年第5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认为文学理论学科危机的根源在于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在文中他对文学理论教材编写存在的这种思维方式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

      作为在大学从事文艺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笔者深切地感觉到文艺学教学与研究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严重地束缚了文艺学研究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使之无法随着文艺活动的具体时空语境的变化来更新自己。这直接导致了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即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以及大众的实际文化活动、文艺实践、审美活动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联系正在丧失。①

      在这个反思文本以及2004年出版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导论中,并没有出现“建构主义”这个语词,而“建构”则作为核心概念频繁出现。由于反本质主义的强硬态度,文学理论界将陶东风视作反本质主义的主要代表,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反本质主义者,或者说绝对反本质主义者。为此,在2007年发表的《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一文中,他清楚表明自己的立场:

      我是一个建构主义者,强调文艺学知识(其实也包括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建构性,特别是其中的历史性和地方性。在我的理解中,“本质主义”的对应词是“建构主义”,而不是“反本质主义”。因为反本质主义给人的感觉是完全否认本质的存在,而建构主义则承认存在本质,只是不承认存在无条件的、绝对的普遍本质,反对对本质进行僵化的、非历史的理解。我认为这样一种本质主义的“知识论”实际上不是真正的知识论,而是信仰和意识形态。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用来区别建构主义和本质主义:建构主义视野中的知识是可以而且欢迎对自身进行社会学反思的,而本质主义视野中的知识是不能而且拒绝进行社会学反思的。在我看来,贯穿文化研究(不管是哪个版本的)的一贯立场,不是后现代主义,也不是反本质主义,而是建构主义和反思性社会学的立场。②

      在这里,通过建构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简单区分他将自己定位为建构主义者,建构主义的立场也就是反思性社会学的立场,即建构主义者进行学科反思和知识建构的理论武器来自于知识社会学,而这一点在《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中也已经说明。

      作为一个建构主义者,陶东风关于建构主义文学理论的最新文献是发表于《文艺争鸣》的一篇长文:《文学理论:建构主义还是本质主义?》。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几年来的反思路径进行了回顾与反省,对学界表示质疑提出商榷的问题进一步做了解释,并提出了较为详细的建构主义文学理论论纲,现将其理论主张表述如下:

      第一,文学是一种话语建构物,文学的本质同样也是一种话语建构物。文学不存在超历史的、形而上的、永恒的、实体性的本质,所有关于文学本质的普遍主义神话都是人为地建构出来的;然而,“建构主义反对本质主义,但它同时也可以是一种关于本质的言说”,“建构主义不是认为本质根本不存在,而是坚持本质只作为建构物而存在,作为非建构的实体的本质不存在。”③

      第二,文学本质的建构必然发生在特定时空之中,“不可能发生在真空之中”,因此“必然也只能从特定的立场、视角出发建构文学的本质,这个立场和视角必然是有局限的,但也正是这种‘局限’才使得建构者有所发现”。④ 也就是说,文学本质的建构是语境化的结果,是历史性和地方性的综合作用,立场和视角的限制决定了关于文学本质的言说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很多种。

      第三,对各种话语建构物进行有效性评判的标准建立在文学理论学术共同体经平等协商而达成的承认、共识之上。达成这种承认与共识的前提就是知识生产者对自身知识生产工具——语词、概念、命题等保持反思精神,对他人的意见保持理解和宽容的态度,从而进行“意见”和“意见”的对话,⑤ 维持知识的多元格局。简言之,话语建构物有效性的评判标准建立在对话的基础之上,由对话而达成共识。

      最后,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要调整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式,改变研究者的提问方式:“从认识论转向政治学与价值论,从形而上学转向知识社会学”。⑥ 也就是说,要根据研究者的需要去选择理论资源和研究视角,这将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的层面转向形而下的、现实关怀的层面,即实践理性的层面。这种观念的明确表达是,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当然,这里的“政治”概念是微观意义上的。⑦

      二

      文学理论界围绕反本质主义-建构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论争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上:建构主义进行本质主义批判的悖论性立场;在文学理论教学和研究中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与权力干预的关系;建构主义是否从事理论建构以及建构什么等等。下面分而述之。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