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活动论评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元骧(1934-)男,浙江玉环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 浙江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3028

原文出处:
文史哲

内容提要:

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活动”的理论来说,活动论文艺观与侧重于从认识的角度研究文艺的反映论文艺观不同,它主要从意志的角度,把文艺活动看作是作家确定目的、根据目的来支配、调节自己的行动在对象世界中实现自己目的的过程,它不仅是自由的,也是自觉的。并根据这一基本认识评述了当前我国文艺活动论研究的功过得失,在肯定其对于文艺理论发展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了有些持艺术活动论观点的学者以强调艺术活动的自发性、自由性来否定艺术活动的自觉性和目的性的偏颇。表明活动论文艺观与反映论文艺观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它们之间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补充,有着理论自身内在而深刻的统一性。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2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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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1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1)01-0038-11

      一

      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审美反映论、艺术生产论和艺术活动论三个派别。虽然艺术活动论迄今还少有系统的著作,影响似乎也不及审美反映论和艺术生产论,但它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并显示出它富有生机的理论魅力。

      艺术活动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活动”的学说引入文学理论研究所提出的一种文学概念。因此,要阐明什么是艺术活动论,首先还得要从什么是人的活动谈起。

      “人的活动”的理论虽然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萌生,但直到在与恩格斯全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首次作出全面、系统的概括,并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基础和前提来开展论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谈到自己的哲学与德国传统哲学(主要指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的区别时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种观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的前提就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P73)。这表明与德国传统哲学把历史发展的动力看作是“绝对理念”,一种“无人身的理性”不同,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P24),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肯定了费尔巴哈,指出“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1](P50),但又认为由于“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1](P48)。也就是说,“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所以“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1](P50)。这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确立了人的活动是历史的基础和前提的思想。

      而人的活动之所以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视为历史的基础和前提,乃是由于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离不开一定的物质资料而生存的。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传统德国哲学之所以被说成“从天上降到地上”,就是由于它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1](P32)。这样,就以人的活动为起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自己的历史观作了这样的描述:“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活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P43)从而以人为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建构。所以,由此所引申和发生的内容是非常丰富而深广的。这里,我们只是就本文论题所需,对“人的活动”这一概念所涵盖的基本内涵发表一些我们的看法,以求为艺术活动论的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全面、完整、科学而准确的理论依据,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认识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要求“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作为“肉体组织”的个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P24),这表明活动就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活动。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眼里,这个个人与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抽象的自然的人不同,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的个人,认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强调我们“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而应当把个人看作是“社会的存在物”[2](P79)。但既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承认研究人的时候,“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P24),这又表明作为人的活动首先是个人的感性物质活动,一切精神的活动说到底都是建立在感性物质活动的基础上,并由此而分化出来的。这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不仅以“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为依据,来划分人与动物的区别,而且把现实的个人以及他的活动看作是人类整个历史的基本单元,认为“历史只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P118-119)。这就克服了把“历史的东西”“说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1](P44)的错误观点,从而与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是理念运动的产物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划清了界限,将他们的社会历史观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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