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2)06-0085-07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视域中，文学与现实世界的关联一直是阐释文学的基础：有学者认为文学作品能够呈现物质世界中的某些问题，有学者认为通过观察世界能够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尽管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形式批评流派，创造了“文本”概念，将“作品”概念弃于一边，隔绝文学与世界的关联，试图让文学和世界各占其位，来解开两者之间不确定的复杂关系；但这种“批评话语中的功能主义态度仍有一些相当令人遗憾的局限。功能主义态度对文本的形式运作关注得太多，而对我更喜欢称之为物质的东西则关注得太少”[1](P337)。这些极具创见的理论，在技术上有操作性，却忽视了一个最为简单的事实，“文本拥有的存在方式，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即使在最精纯的形式上，也总是羁绊于境况、时代、场所和社会——简言之，它们处于世界之中，因而也是现世的”[1](P4)。这段文字出自批评界所熟知的《世界·文本·批评家》，它原本是萨义德1974年在美国文学学会年会开幕式上的发言，原名即为“文学批评的现世性”。这篇论文的矛头直指在美国学院派中兴盛已久的形式批评，呼吁文学理论与批评重返物质世界。萨义德还特意在这句话的结尾处加了一个小小的注释，提醒读者注意他《开端：意图与方法》的第4章，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探讨这一问题了。这一观点同样得到了希利斯·米勒的认可。《开端：意图与方法》一出版，希利斯·米勒就发现它不仅“打破了文学批评和哲学、心理学文本论题之间的传统界限”，还包含了“政治、知识分子的忠诚、类型、形式和对待其他文本的态度”[3](P3)等与现实相关的诸多问题。米勒在《开端：意图与方法》这本萨义德最具理论色彩的著作中，敏锐地发现了萨义德在随后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中的一个重要论题：书写中必然具有关于现世的态度与指涉。 不仅在萨义德自身的学术生涯中，同样在萨义德日后的学术影响中，我们都可以看出经典马克思主义确认的文学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依然有它巨大的阐释空间，只是这样的互动关系在新语境中打开了新的阐释维度。因为，世界、文学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分析世界、阐释文学的理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我们认知世界的路径已经不同于以往。用马克思那句经典的话来说，当前物质世界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4](P254)，精神世界里“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4](P255)。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的状态，如何在这样的变革中更好地理解文学，是20世纪以来现代文论面临的重要工作。 萨义德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在从事这项工作。2003年，萨义德去世前在《东方学》25周年版的序言中如此总结：“作为在历史时空中生产出来的并在其中生存的文本，它必须以我所称的各种类型的现世方式来加以阅读。”[5](P.xxix)现世和现世性，就成了萨义德让文学与批评重返物质性世界的理论路径。 那么，文学批评的现世性究竟是什么?它又如何可能触发人们对文学与世界之复杂关系的理解的呢? 现世不仅是文本生产时的世界状态，也不仅是文本被阅读时的世界状态；它还涉及文本对世界的表达，关涉文本从一个场所和时代向另一个场所和时代运动的整个历程与处境；并且批评家的处境也是触发文学现世性的关键性力量。让文学批评重返物质世界，不再是简单追问文本反映一个什么样的现实，并评判反映的“真实性”问题。文学批评的现世问题只是处理文本内部结构的游戏，也不是评判文本之间“谁优于”或“谁先于”的法官，而是处理文本的书定细写、时代境遇、地理迁移等复杂的境况，是对书写、理解、使用和批评的触发力量的详细阐述和细致清理。现世是文学书写与批评从开始到终局的整个过程，只有让文学与批评回归它们的现世遭遇，文学与世界的复杂同构共振关系，才能得以具体化，才可以被详细地阐发出来。 文本的处理者必然会在自身情境中去面对和处理文本书写的情境，这是文学批评的必然。但这种必然却在文的处理的过程中常常被隐没，使某种处理文本的方式具有了非情境化的“客观性”。此类专业化、技术化和自我纯化的批评，貌似客观，却也让文学“非事件化”，使批评远离世界，无法回应文学的现世问题，无法开掘文本与世界的关联。文学的遭遇、理论的差异、个体的体验被抽离世界的技术话语淹没。 现世批评，就是把那些被技术话语隐没的遭遇重新彰显出来，呈现文学的在世特性，恢复文学与世界的密切关联。萨义德在他的现世批评中同时引入阿多诺与萨特的“介入”观。文学、批评既然都是在世的，那么，介入世界也就是必然的。 这里的首要问题是我们的“介入”意味着什么。随后我会把它当作一个政治议题来进入讨论，但我们必须先详细说明我们正在谈论的世界是个什么世界；的确，整体性的现世观，就文学批评家而言，对我十分重要而且要将之问题化。[6](P37) 批评只有找回文学的现世性，面对文学事件的现世境况，面对文本书写和存在的社会境况，并将其所处的世界问题化，才能释放出批评的活力。这种解放对批评来说最大的困境在于批评家如何获得自身的解放。因为批评家自身就受现世的捆缚。身处美国的萨义德就切身体验到美国学院批评的退缩：或被大众媒体、政治机构左右；或远离现世，陷入文本的内部嬉戏。批评的现世之路又如何能被释放出来呢?萨义德选择了解放个体心智的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