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文化和美学理论发展的格局中，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化理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诸学派所提出的问题和理论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研究和注意，相比之下，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和实践，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和重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20世纪重要的意识形态现象，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产生背景、学术和思想资源、提出的基本问题，以及理论形态的主要特征等有关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强大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提出的问题及其理论模式对于思考和解答人类社会在当代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启示。在我看来，关于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研究大体上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和层次：(1)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的东方化表达机制；(2)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的特殊性；(3)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的理论与实践；(4)将以上三个方面统一起来的理论形态和理论风格，等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诸理论模式的深入研究，也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模式的多样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区别，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特质和传统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也很自然地提出来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前提。20世纪80年代初，波林·琼斯曾经把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概括为：意识解放的日常生活基础，这个看法有其合理性。（注：参见波林·琼斯《马克思主义美学·导言》，译文载《南方文坛》1987年第3期。）在我看来，毛泽东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也是审美的现代作用问题。在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中，毛泽东的美学思想是最具有独创性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在毛泽东的美学思想中，主体不是现代工业社会中孤独的个体，而是反压迫、反殖民斗争中的民族大众。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诸如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等人认真研究大众文化的同时，毛泽东、冯雪峰、胡风、周扬等东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另一个维度开始了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所不同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威廉斯等人研究和剖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大众文化，其基本问题是主体间性问题；毛泽东等人为核心的延安学派则是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社会进步的立场出发，着重探讨审美意识形态在建设新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巨大作用，其基本问题是文化（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和反作用性问题。在这种文化模式中，审美意识形态成为改造社会关系的范型和先导。在毛泽东的美学思想中，文化，特别是审美文化成为人民大众手中的精神武器，而且精神的力量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在这里审美的最终目的是把握可以实现的未来。 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研究而言，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是其共性和普遍性的方面，那么，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的东方表达机制则是问题的特殊性和个性的方面。从学理上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建立在对东方美学传统和东方文化审美表达机制的系统研究的基础上。令人高兴的是，这个方面的研究近年来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关于东方化或中国化的美学表达机制，李泽厚、刘纲纪、蒋孔阳、周来祥、叶朗都曾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美学传统十分复杂而又卓有特色的表达机制，其中刘纲纪先生关于“交感”的哲学基础和审美表达机制的研究、蒋孔阳关于“大音希声”审美表达机制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特点，理解和研究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特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东方化审美表达机制的研究，因其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刻的学理分析，对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注：例如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学艺术的研究、斯皮瓦克关于东方式表达模式的研究等。）与西方审美表达机制的理论模式相比较，东方的审美表达机制是建立在文化完整性的基础上的，其表达轨迹不是由孤独化的个体指向社会性的超验存在，而是由经验性的个性指向具象性的社会理想。在这种表达机制中，欲望与伦理要求的一致性成为区别不同审美境界的核心因素。唐代以后意境理论在美学上的系统化，正是中国美学修正因社会发展造成个体欲望与社会伦理目标之间的逐渐断裂的一种努力。在中国美学和艺术实践中，以交感为基础的回旋性审美表达机制对于调整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早在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就曾经关注在社会现代化的背景和条件下，俄国以及东方社会的出路和未来发展问题，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马克思设想，把现代科学技术及现代管理制度与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机制相结合，就有可能跨越现代技术文化及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历史进步的大峡谷，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形成社会发展的新起点。（注：马克思在这里把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作为中性的、相对独立的媒介体系来看待。这个思想十分重要，不同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意识形态的简单化解释。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在这里，古老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可能实现一种神奇的结合。问题在于，古老的意识形态机制和现代生产力基础为什么能够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是怎样实现的？以及怎样正确地评价这种结合所产生的魅力？从理论上说，对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深入研究，是对这一系列问题作出思考的一个角度和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