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以来伊格尔顿的文学思考中，“阅读”(Read)已成为重要的话题，他试图将F.R.利维斯乃至新批评理论中的细读(close reading)方法带回作品解读中，旨在借细致的文本分析剖析更为丰富的阅读感受。伊格尔顿认为，探索文本中叙事的细微之处与辨别阅读时感受的丰富幽隐是同步进行的，他提醒读者注意阅读感受本身，认为我们体验到的文学性不仅仅来自文本和语言，而是他人运用语言及定义文学的方式： 我们所说的文学性部分程度上只是用怎么说来取代说什么的一种形式。这是一种内容与表述内容的语言密不可分的写作形式。语言是现实和经验的组成部分，而非仅仅是一种工具。① 伊格尔顿坚持文学性产生于文本之外的观点，但在对阅读问题的讨论中，相比于《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1983)时期，他对文学内涵及其批评功能的理解还是有所不同，这在其《如何读诗》(How to Read Poem，2009)与《如何读文学》(How to Read Literature，2013)等作品里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不同表现在哪些层面?伊格尔顿通过思考阅读问题又想表达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也是探索伊格尔顿理论思考的重要枢纽所在。 一、个体能动性中的社会阶级 伊格尔顿为什么会重视阅读的问题?他给出最直接的答案是自己教学的需要。身为文学教师的他敏锐地感到，当代学生乃至专业批评者在进行文学分析时都会出现文本阅读和政治理论之间的断裂问题，两者甚至会变成相互排斥的两极：个人阅读被认为是基于文本，由此生成的经验与政治无关甚至是反政治的；而政治理论则能够借助对现实宏大问题的思考直接切入文本，对此个体的阅读经验似乎无关紧要。伊格尔顿需要在阅读教学中将个体经验与政治理论连接起来，对他而言，这也是如何安置英美新批评理论遗产的问题。伊格尔顿并没有简单抛弃这项遗产，其思考往往是从新批评所打开的丰富阅读经验出发的，正如同他阐述《如何读文学》一书的主旨所说，“通过密切关注文学的形式和技法，本书企图在驰援文学批评的队伍里凑个数”②。只不过，伊格尔顿并没有将这些由文本分析所打开的丰富经验汇总到超越政治的文学主体上，对他而言，人作为阅读主体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体，后者需要我们在现实效果的层面去检验文学主体的建构思路。恢复新批评细读方法的核心问题在于使之能够和构建新的社会主体的工程融在一起，成为后者的有效资源。 这项构建社会新主体的工程是伊格尔顿自20世纪80年代后就一直在推进的，早在《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Walter Benjamin：Or，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1981)一书中，他就在卢卡奇和布莱希特的现实主义之争中感到宏大理论失效的危机：在他看来，现实主义已失去了对社会现实做整体思考的能力，卢卡奇外向的总体性视野被压缩为个体内向的现实体验，变成布莱希特散碎化的视角，宏大的政治理论也变成个体性的对立面。21世纪以来更糟糕的情况在于，经验的贫瘠导致个体性开始萎缩，这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对新批评及其细读理论也造成影响。对伊格尔顿而言，造成新批评理论衰落的原因并非其在文学批评中的失效，而是受累于文学主体的另一面，即作为社会主体的读者被商品化现实吞噬所带来的危害：“当然，我的一个总的观点是，成为细读的障碍的不是理论，而是经验本身的商品化。”③如上所述，进行文学阅读和社会实践的是同一主体，社会实践也会反过来影响这一主体的文学阅读：当被消费逻辑所裹挟的主体进行文本阅读时，消费者面对商品的快感交换原则就会压倒新批评在阅读中所试图培养的经验增值逻辑，阅读经验就会追逐于商品化文本的生产、成为消费快感的附庸，文学意义上的独立个体由此就会转化为社会意义上孤立的消费者。在这里，伊格尔顿将新批评带入本雅明以来都在面对的困境：当经验沦为商品的附庸，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本身成为目的而非“人之为人”的手段时，该如何打破这种桎梏?新批评与艺术反抗论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实现了融通：如何通过经验的增值让日益贫瘠的情感丰富起来并冲破商品化所带来的快感交换的藩篱，让“人”重新从附庸变回目标?这也是伊格尔顿直到2019年的新作《论幽默》(Humour)都致力于回答的问题。 相比于坚持艺术反抗论的前辈，伊格尔顿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阶级问题的引入：阶级问题所呈现的是认识中的阶级关系而非政治体制所塑造的阶级本质，其目标在于将个体经验的产生放入更广阔的由人所组成的社会关系中去审视。在他看来，商品化社会所带来的经验贫乏，更为致命之处在于它借人与物(商品)的联系隔断了更广阔的人与人的联系，从而隔断了经验形成与社会秩序建构之间的连接。概言之，伊格尔顿所说的阶级是一种阶级认识，他需要探索的是呈现在物(商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式，以及由这些形式所组成的更广泛的社会秩序结构。与阿尔都塞和福柯等法国理论家对权力问题的剖析一样，伊格尔顿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中也试图跃出学科范围讨论文学问题，在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中审视“文学”之定义：在《文学理论》中，他探索的是构成文学的“institution”(伍晓明译之为“制度”)，它包括文化形式，也包括诸如高校、沙龙等社会文化机构。文学制度在构建文学定义的同时也建构起了落实文学概念的文化机构，这些机构又对阶级共存所形成的社会秩序产生影响。伊格尔顿之前对新批评理论的批判也是基于这些认识展开的：新批评理论家固然借细读的方法使个体经验超越了商品化社会的控制，却忽视了个体经验得以生成的阶级背景，以致由此形成的理论在超越商品化的同时也远离了更为整体的社会视野，很容易再次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