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否定主义”这个概念好奇的读者，可能开始需要用以下的观念来理解它：如果批判不能导向创造，那么这种批判只是伪否定或传统否定，而与“否定主义”（即“本体性否定”）的否定观无缘；反之，如果创造不诉诸于否定主义所说的特有的批判及其方法，那么这种创造不仅将是凭空的、只能诉诸于灵感的，而且也不能保证创造的结果是“对世界的独特理解”、从而具有立身之本的意义。“否定主义”作为当代中国人自己提出的一种个人化理论，不仅由此将与中西方既定的“否定”观念形成区别，而且还对中西方模糊的、神秘的、笼而统之的“创造”概念具有拓展作用；更重要的，是与中西方“批判”与“创造”相分离的思维方法相区别。 否定主义意义上的“否定”，首先不同于“打倒、克服、取消、新陈代谢”这类自然界和人类世界中的“自然性的否定现象”。因为这类否定现象，无论产生怎样的“变化”，都不可能是文化上的、思想上的、体制上的、科学上的、艺术上的创造，以及由这种创造所生发的“美感”，而只能是一种循环运动，以及由这种循环而产生的快感。前者可称之为不能创造自己的“生存性否定”，后者可称之为能够创造自己的“本体性否定”。“生存性否定”是群体性的、从众的、本能的，所获得的是快感和空虚感；“存在性否定”是个体性的、独立的、人为的，所获得的是美感和心安感。因此，“本体性否定”的否定内涵，不是将“打倒、克服、取消”这类传统否定观“取消”了，而是在其“空虚”之“局限”处，产生不满足于生存世界的否定冲动，通过创造一个独特的思想性世界来获得自己的“心安感”的。由“打倒、克服……”所构成的“生存世界”，便成为“本体性否定”的否定“对象”。而“本体性否定”自身，便成为连接“生存世界”与“存在世界”、“快感世界”和“美感世界”的“桥梁”了。“否定”作为“桥梁”，这是对以“克服”为宗旨的传统一元性否定观的巨大冲击。 这还意味着，“否定主义”所讲的“本体性否定”，以及由这种否定所诞生的个体性世界，也不同于人的个性的天然差异，不同于“多样统一”之“多”，不同于黑格尔认识论哲学中所讲的“正、反、合”之差异。这一方面是因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不仅存在着种类、形态的千差万别，而且也必须衍生为人作为生命有机体在面貌、形态、个性上的五彩缤纷。自然界千差万别的事物统一于“自然性”，便演化为个性迥异、感受迥异之人在思想上遵守着共同的世界观。所谓“变器不变道”、换瓶不换酒”，说的就是这一点。也因为此，所有的自然性否定造成的“差异”，均有“貌离神合”、“多样统一”的特点（即表面上不一样，实质上一样），并以“价值中心主义”构成迄今为止人类文化与文明的生存形态、“个性与共性”的基本内涵。也因为此，中西方“价值中心”解体之后，人们才会普遍感受到心灵上的茫然、空虚。当多数人为价值崩溃、重建伤脑筋的时候，我却以为问题并不在价值得失本身，而在于应该处理好生存性、自然性否定与存在性、人为性否定的不同质，进而处理好个性与个体的不同质。我将由欲望、感受、思维所构成的人类生活，称之为可以显示个性、但本质上却是一致的自然性、群体性生活。因此，萝卜青菜，各有所好，有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虽然个性和表述不一样，但在对“萝卜青菜有营养”、“哈姆雷特是复仇者”的理解上，却是一致的。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正、反、合”、“否定之否定”，可以解释一粒稻子下土后长成一束稻子，也可以解释中国学者理解的海德格尔为什么具有认识性差异，但就是不能说明人类文化是怎么产生的，也不能说明海德格尔是怎么诞生自己的——用“正、反、合”无以解释其它动物为什么没有成为人，也无以解释其他人为什么没能成为海德格尔。换句话说，人类为什么只有东西方两大文化系统，思想家为什么不是人人可以做，卡夫卡和博尔赫斯为什么是不可模仿的，原因正在于她们是在摆脱自然的、循环的、人人都可以有的个性差异的基础上、创造性的诞生出来的。这个诞生，就是“本体性否定”，就是离开一个世界、诞生另一个世界之意。用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所讲的“质变”，不是混淆两种否定的差异，便是将人类特有的创造性排除在外了，再者就是用“矛盾的特殊性”来解释的。但“本体性否定”不受“矛盾运动”所支配的事实（海德格尔并不是矛盾运动的产物），我们“反传统”反了近一个世纪，但就是不知道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文明、也不知道如何去建立新的价值系统的事实，均说明世界上除了“矛盾运动”和“辩证法”以外，还存在着一种人所特有的“批判与创造”统一的“本体性否定”现象——矛盾运动是必然的、自然的，而“本体性否定”却是或然的、自发的。人、人的文化、人的思想等，在根本上不是前者的产物，而是后者的结晶。文化之间、文明之间、作家、思想家、科学家之间，正是靠“本体性否定”建立他们的关系的。 这更意味着，“本体性否定”所讲的“创造”，也是“否定中包含肯定”所能解释的。当我们用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来“否定”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在这种“否定”中包含着对西方文化的“肯定”；但是当尼采用“重估一切价值”的批判方法诞生他的“超人”哲学时，我们如果也说这是“否定中包含肯定”，那我们就混淆了两种“肯定”的不同性质，从而使“肯定”成为一个虚指。这是因为，黑格尔认识论中所讲的“肯定”（或“否定之否定”），因为可以解释万事万物的运动现象，因为其内涵的包罗万象性，所以是不能区分价值的重大差异的，至少是不能区分“质变”和“创造性质变”之差异的。因此，“两个氢加一个氧生成水”是质变，但这个质变，无论如何不能混同于猿向人的转变。因为前者没有改变自然性，后者却改变了自然性。同样，虽然同样是人为的，但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学的改造，但却不能混同于西方近代人文主义对中世纪教会理论的“创造性质变”。因为前者虽然用“理学”代替了“仁学”，用系统的、本体论的儒学代替了言论性的、准本体论的儒学，但儒学意义上的对人的基本观念并没有改变；后者虽然同样是《圣经》血统的延续，但比较起教会对人的观念，人文主义的人的观念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如果都说这是“否定中包含肯定”，那么只能说前者肯定的是前人思想的“性质”，而后者肯定的只能是前人思想的“材料”在否定主义理论中，肯定“性质”而改变形态、风格、表述的“否定”，依然还是“肯定”，抑或“否定中包含肯定”。因此，中国的“新儒学”的历史基本上是“肯定”的历史，因为儒学的基本观念始终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变。而西方的近代人文主义，虽然用“理性对感性”的统摄，材料性地保留了教会理论对欲望的牵制性，但由于对人性、人欲、人格的尊重和颂扬，是其主要内容，这就使得中世纪对人的欲望的不正常牵制，转变为以法律等形式对人的欲望的必要的牵制。而这种对人的观念的重大改变，是属于人的创造性内容，这就不能再划入“否定中包含肯定”之中去，应明显地属于“批判与创造”的统一这种“本体性否定”。 这样，“否定中包含肯定”主要是而且只能是在性质上肯定既定的东西。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思潮，就是“否定中包含肯定”的“否定”，因为它肯定的是西方既定的思想观念。因此尽管我们在生活形态方面发生了变化，但我们还是没有心灵上的依托。90年代初对“西学”的所谓反思，同样是“否定中包含肯定”的“否定”，因为它肯定的是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无论是人生依托还是治学观念），所以依然解决不了我们的心灵依托。而“本体性否定”，则是指在反省20世纪“反传统”之局限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现代化，既不可能是西方近代主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的，也不可能是“新儒学”那样的“换瓶不换酒”式的“转换”，而必须是在对其进行“双重批判”的基础上，诞生中国当代人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这样的一个过程，便是“批判与创造”的统一。这样的一种“否定”，应该说是我们以往所未经历过的一种全新的“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