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欧美文学研究则尤其为意识形态所严密辖制。“文革”时期，它首当其冲地成为“重灾区”，很多研究领域与研究对象都被划为了禁区。新时期伊始，我国欧美文学界恢复了对被划定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家如狄更斯、雨果等的研究，当时，欧美文学的教授们（现在都已退休）的兴奋与喜悦之情，已被定格，塑造成了一个旧时期的结束与一个新时期开始的标志，像《雨果论文集》成为了当时突破性的著作。80年代开始的欧美文学研究热潮主要是致力于减轻其意识形态色彩，表现为恢复对一些被禁的古典作家的研究，当然也有个别借助80年代的新方法热，将一些新方法运用于作家作品研究的情况，张世君是当时的一个代表。但整体上说当时思想解放的程度，基本上可以做到对古典作家作品畅所欲言，而对二十世纪的现代派文学主流则介入很少。那时对于现代派文学，还有些讳莫如深，刚刚开始的评介，只能采用批判的立场。当年一些走在前列的研究者，像柳鸣九先生对萨特存在主义文学的评介，就有评价过高之嫌而受到批评。尽管从新时期开始，意识形态功能在减弱，但是，欧美文学研究，由于直接以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为对象，它的松绑过程相对显得迟缓而艰难，意识形态层面的重荷，使欧美文学研究一直是最受外部环境左右的一个学科。 值得注意的是，欧美文学研究近年又受到一股新的时潮的干扰，这便是批评理论的异常兴盛，形成一股强大旋流，构成对欧美文学学科的遮蔽。其一表现为，曾让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着迷，并养育他们成长的欧美作家作品，在当今的文学及其它人文学科的中青年研究者中，基本失去了市场。他们的兴趣是读纯理论，福科(M.Foucault)、德里达(J.Derrida)、哈贝马斯(J.Habermas)等被他们视为理论大师与心中偶像，令他们陶醉，嘴上能说这些人的名字，似乎成了一种水平的标志与身份的象征。其二表现为，作家作品在不断更迭的理论的强势介入下，被任其断章取义，沦为形形色色的理论的注脚。欧美文学学科实际上在遭到批评理论的空前瓦解。批评理论的居高临下，可以从理论研究者对作家作品研究者的轻慢态度体现出来：“同一个文本，比比我们谁解读得好”。似乎从不涉猎任何文学史的研究，理论研究者就能自然高于终身作文学史研究的人。这样就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深感处于“小妾”地位的欧美文学教研队伍，开始流失，而且普遍流向热门的批评理论学科。原搞欧美文学教研的很多中青年在读博士时，都选择了文艺学，这又进一步加强了文艺学的队伍。另一种殊途同归的分流是，欧美文学过去归属世界文学这一独立学科，而如今，世界文学被并到比较文学，全称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比较文学的固定范式也使作家或文本比较的路难以走下去。因而在这一学科之内，实际上盘踞着相当一部分人，他们以搞文论比较的身份雄居于内，其实还是文艺理论。由此可见，欧美文学研究的队伍实际是大大减弱了。 欧美文学研究自身，面对外来价值、话语，也就是说或社会学批评或“文化研究”的强势入侵，从来没有抵制，更多的是接纳，甚至拥抱。原因是文学确实具有社会性的一面，作家作品研究也需要借助一些价值标准与批评术语来阐释文本，有时候欧美文学研究是身不由己地处于这种外部结构中，无力摆脱出来，特别在意识形态浓烈的时期；但有时也可能是欧美文学研究的自身选择，因为这是一种最省力的借助外部成果的途径。这使得长期以来，欧美文学的研究思路潜在地需求着、依赖着外部研究，它表现为欧美文学研究长期以“外部”研究为主打，侧重研究的是作家作品的社会批判意义。在欧美文学史上，有不少重要作家作品曾得到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评价，这些评价大多落在其社会意义上。我国现有的研究体系基本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建构的，这便形成了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视角来框定欧美文学研究思路的局面，有的研究甚至到了简单、机械地套用的地步，造成庸俗社会学与机械决定论泛滥。豪泽尔(Arnold Hauser)认为艺术社会学是有“范围与限度”的，他指出“所有的艺术都是受社会制约的，但并不是艺术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根据社会学的术语加以界定的。”（注：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台湾雅典出版社，第11页。）而社会学批评基本采用哲学的“两分法”立场，分割地或研究作品的思想内容，或研究作品的艺术技巧。对作品的思想内容的探索，也就是对作品“意义”的追寻，往往演化成了作家作品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的概括，似乎这才是一种“客观”的意义。其实这种“客观性”带有很大的虚幻性。由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主流社会形态只有一种，便容易造成所有同一时期的作家作品，因所据同一背景而被贴上相同的标签，这是强调了社会文化的共同性而忽略了作家作品之间的个体性与差异性的结果。几年前北大留学生的一个笑话，讽刺性地概括了这种窘境：留学生学汉语本来就难，他们居然都不担心所面临的难上加难的中国古代文学考试，问其缘由，原来他们掌握了两条万能定律，这就是中国封建时期的作家作品都具有“反封建性”与“人民性”。这真是为庸俗社会历史批评不经心地画上了一幅绝妙的讽刺画。实际上庸俗社会学批评在欧美文学研究领域表现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样一种僵化的研究思路，惟一的一套批评术语与批评标准，使得我国欧美文学研究80年代中期开始面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对传统文学的颠覆性变革时，无言以对，完全处于“失语”窘境；反过来“失语症”又成为欧美文学研究无法突破、提升的瓶颈。面对转向内心与转向抽象的现代派文学，外在性的社会历史批评必然失去其有效的可行性，而欧美文学研究又没有新的思路与新的批评方式来回应它，研究话语体系的空白状态迫使研究者们直接从新理论中借鉴与移植各类新的研究方法。其实，仍然也一直是在追随理论的变迁，来应对文学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