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自文艺复兴以来，“表现自我”作为一种创作指导思想，始终没有成为文艺创作的历史潮流。只有西方的各种现代主义流派，才把它作为创作的理论基础。有些进步作家虽然在指导创作中也谈到“表现自我”问题，但主要是指作家个人最初创作尝试的一种规律性表现、文学创作的艺术特点和作家创作中一种崇高的艺术境界而言的，反映了现实主义作家艺术构思和典型塑造的规律。粉碎“四人帮”后，重提这一口号，与批驳“四人帮”推行的政治法西斯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有关。它的负面影响，导致相当作家对深入和贴近生活、对创作社会责任的淡化和漠视。 【关键词】 表现自我 两种观点 两种趋向 两种效应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在许多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拓展，深化和发展了文艺科学。但也应该看到，对有些文艺理论问题，象“表现自我”论等问题，还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和阐释。 一 有些同志坚持把“表现自我”做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他们认为“表现自我”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发展的历史潮流。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符合欧洲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巨匠们提出了“回到希腊去”的口号。在“复兴”古典文化的名义下寄托了人文主义的社会理想。启蒙运动时期，卢梭虽然提出了“返于自我”的著名口号，但是，这个时期的社会思想的主潮仍是对封建专制的全面否定和对“理性王国”的热烈追求，启蒙主义作家把“理性”和“自然”作为文艺创作和美学思想的两面旗帜。 19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兴起，当时影响较大的是所谓“回到中世纪”的口号。19世纪30年代，批判现实主义开始崛起。许多批判现实主义大师，都主张使小说成为时代的艺术记录和社会的形象缩影。一些具有巨大社会容量和历史深度的作品常常成为时代的史诗和生活的教科书。 进入20世纪以后，现代物质文明形成的享乐主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传统观念和基督教义的强烈冲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失去了信仰中心和绝对权威，普遍对人的价值、生存的意义、世界的命运发出了悲叹和疑问。存在主义代表人物雅斯贝尔斯说：“今天西方共同意识，只能用三个否定来加以标志，那就是，历史传统的崩溃，主导的基本认识的缺乏，对不确定的茫茫的将来的彷徨苦闷。”〔1〕确如所言， 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危机，正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派文学产生的社会条件。现代派文学吸取了资产阶级现代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如非理性观念、异化观念、自我本质观念、潜意识和性心理学说，等等，强调人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是唯一的“存在”〔2〕。例如， 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科科施卡“反对一切法则”，认为“只有我们的心灵才是世界的真实反映”。有些作品虽然以扭曲的形式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矛盾，对资本主义世界人的异化和社会的危机做了一定的揭露，在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上确实做出了某些新的创造；但是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和反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使它们不能正确地描写现实中的社会关系和阶级矛盾的发展趋势。 从以上的简略述评中，我们不难看出，自文艺复兴以来，一切在创作上符合历史发展趋向的作家，总是把广阔地描写现实和正确地反映时代作为创作的宗旨。“表现自我”做为一种创作思想始终没有成为文艺创作的历史潮流，把“表现自我”作为创作的理论基础和根本目的，这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出现的文艺现象和社会现象，它们在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的代表就是西方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流派。这些文艺流派个别作家的创作虽然也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定暴露，在艺术创造形式和表现手段上曾经有所探索和贡献；但是就其阶级倾向和思想体系的本质而言，他们是资产阶级灰颓精神和个人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的产物，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在创作上的体现。 二 当然，文艺复兴以来，许多进步作家没有把“表现自我”作为具有时代意义的创作口号，没有作为创作的理论基础和根本目的，并不等于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没有谈到过“表现自我”的问题。 我们必须把一些作家从艺术个性特点角度谈到的“表现自我”，与现代派作家从创作指导思想和创作根本目的的角度谈到的“表现自我”区别开来，不能因为我们不主张把“表现自我”当做创作的总体理论和指导思想，而否定过去和现在一些作家在谈到具有某种形象含义的“表现自我”时，对艺术个性特点所阐明和描述的有益理解。 我认为，这些有益的理解，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指作家个人最初创作尝试的一种规律性表现而讲的。 所谓“表现自我”，是说许多作家的创作道路共同揭示了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文学现象：在文坛上闪露艺术才华的青年作家，初试文事，视面有限，眼熟心谙的事物，常常是作家自身经历过的生活。所以，文思笔墨所及带有鲜明的个人生活色彩印痕。 比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巴金等人，都曾以自己熟悉的早年生活为题材写过小说。鲁迅那些流溢故乡山光水色和交织着乡思乡情的小说，鲜明地透散着作家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气息，叠印着甜蜜、沉挚、浑厚、悲惋的早年记忆。郭沫若1920年写的第一篇“自我小说”《未央》，后来陆续写出的《飘流三部曲》（《歧路》、《炼狱》、《十字架》）、《行路难》（上中下三部）等作品，均以自己及一家人为描写对象，作品中的“我”就是作者自己。 又如，得奖小说《灵与肉》所写的主人公徐灵均的遭遇，基本上就是作者自己的生活命运。张贤亮同志说过：“我写《灵与肉》，不过是想借编故事的形式忠实地记录下我生命史上一个时期的生活和感受。”〔3〕令人难忘的“自我”生活际遇和真切深刻的感情体验， 常常是作家萌生创作愿望的原动力，并且往往成为最初艺术尝试的生活源泉和获得成功的基础。这种最初的创作试笔，多半不是“为文而文”，而是“为人生而文”。现实的丰富感受和独特的人生际遇，以一种强烈的力量，推动他们情不由己地以创作做为表情达意的特殊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