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21)01-0093-11 特邀主持人：邢建昌(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后理论在中国的讨论已近20年，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吗？四位作者的文章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汪正龙《理论的危机与后理论的几种进路》以丰富翔实的一手文献和扎实细腻的理论分析，揭示了后理论的基本特征(跨学科性，小写的理论、自反性)及其发展趋向(在之间、文学的扩容)。邢建昌《后理论及其相关问题》针对理论界流行的关于后理论认知误区展开分析，着重揭示了后理论与理论的终结、抵制理论、反对理论等的关系，认为后理论与抵制理论、反理论在精神上有暗合之处。杨建刚、张林轩《从神谕到对话：“后理论时代”对理论的反思》看到了后理论的反思性质，强调从“理论与神谕式人物”之间的关系理解作为别一种理论的后理论。王亚芹《作为一种知识型的后理论》则揭示了后理论作为知识型的性质，指出后理论提供了观测未来人文学科走向“大融通”的新视点。四位作者的研究说明，真正的理论探讨不以追逐时尚为目标，而总是基于问题的。只要从特定的问题意识出发，学术研究就无所谓新旧，而永远在路上。而在经历了后理论的转向之后，理论也许会收缩它的地盘，回到常态，作为工具箱而发挥作用，并有能力对自己的有所不能保持警觉。 从21世纪初的零星介绍到当下蔚为大观的研究，后理论在中国的旅行已近20年。后理论制造了中国文论的未来憧憬与话语喧嚣，以“后理论”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相关论文多达1 100余篇。这些论文有的是分析后理论本身的概念流变和产生的知识语境的，有的是讨论后理论与理论、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更多的是以后理论为抓手或切入点来言说本土文学理论问题的。每一个言说者根据自己的设想定义了后理论的内涵和特点，这使得本来就“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后理论平添了几分迷离。言人人殊、各说各话，共识难以达成。当潮汐退却、豪华落尽，我们需要反思的激情，只有不懈地进行反思(再思甚至否思)，才可以明晓理论言说的限度，保持知识的警觉状态。后理论是什么？是理论思潮、理论形态，还是理论转折或理论趋向？该怎样理出一条后理论的知识谱系？后理论与当下沸沸扬扬的理论终结论、抵制理论和反理论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从后理论我们应当汲取怎样的智慧？这些无疑是当下理论最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后理论的由来 后理论(After Theory or Post Theory)的概念发生较早，远在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After Theory，2003年)出版之前。1990年，托马斯·道切蒂(Thomas Docherty)的After Theory：postmodernism/postmarxism一书就使用了“After Theory”①这一提法。1996年7月，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举办“理论”衰落之后状况的研讨会，之后，会议论文集以Post-Theory：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为名出版，这是理论界较早以“后理论”命名的著述。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是“理论死亡”“理论终结”以及“理论”的危机与转折等。主编之一马丁·麦克奎兰(Martin Mcquillan)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理论被宣告死亡”来表达对“理论死亡论”的不满，强调后理论无止息的探索精神：“后理论是指一种思考状态，它总是处于一种延异的状态、一种反思的姿态以及一种质疑的体验中，总是将它自身置于与理论悖论的纠缠中。后理论对它必须面对的他者讲话。即使我们称之为后理论的思想立场并不会触及或者在它的机构化他者身上留下痕迹，它仍然会发出自己的声音。”② 大卫·鲍德韦尔(David Bordwell)与诺维尔·卡罗尔(Noel Carroll)主编的Post-Theory：Reconstructing Film Studies③讨论大理论(Theory)的终结，以及“大理论终结”之后可能和应该出现什么情况的问题，具有典型的后理论特质。所谓“大理论”(Theory)，又称“宏大理论”(Grand Theory)，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在英美电影研究中大行其道的“由各种学说规则构成的聚合体”或“一种抽象的思想体”的统称，它们来自拉康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以及各种变异了的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大理论”被认为是理解所有电影现象的“不可或缺的参照系”。《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试图改变这一现象，认为“历史语境”比“理论化概念”更具有可操作性，真正的电影研究“无需诉诸那些曾经用来构成所有循规蹈矩的电影反思基础的理论学说”，与其煞费苦心将研究建立在大理论的地基之上，不如采取对大理论构成“强大的挑战”的“中间范围”(a middle-range)的研讨，“这种碎片式的重视解决问题的反思和研究，迥异于宏大理论虚无缥缈的思辨，也迥异于资料的堆砌”。后理论标举“大理论”之后的“复数的理论和理论化的行为”“让五花八门的‘中间层面的理论’(middle-level theories)在电影研究领域内竞争”。对一部作品在“认知科学——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美学和心灵哲学—的视野中”进行细读，以揭示出文本“生动而悬殊的差异性”，这成为后理论电影研究的一个取向。《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的雄心在于颠覆占据主导地位的大理论模式，开启“多元的理论和理论化”的面向，以“解决问题”为目标，重建电影研究④，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后理论精神资源。不知什么原因，《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在国内学术界一度被忽略了，该书汉译本出版的最初几年鲜有相关的讨论。理论界对后理论的接受，实际是从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与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等人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两本书开始的。⑤ 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英文版2003年，中译本2009年)是国内关于后理论言说的重要参照。最初几年，理论界几乎是循着“理论之后”的思路讨论后理论的。伊格尔顿的确出手不凡，他的每一部著作都会引起国内理论界热烈的反响。可以说，《理论之后》深刻影响了国内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场域。以对“理论之后”的解读为契机，理论界掀起了“理论的终结(死亡)”“抵制理论”“反理论”等的讨论，也展开了理论之后文学理论何去何从等等的分析预测。需要说明的是，《理论之后》中的“理论”不能从通常的意义上去理解，它是有特指的。“理论”即Theory，英语中的第一个单词一定是大写的。Theory即宏大理论(Grand Theory)、高端理论(High Theory)、文化理论(Culture Theory)。“Theory”的底色是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20世纪60—90年代是理论的黄金时代，也被称为“理论时代”。“理论时代”的特征是理论无处不在，理论辐射到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的帝国时代”由此而得名。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出现了。理论不是静态的知识，理论是批评，理论是行动，理论是参与——一句话，理论是运动着的话语。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入门》中对理论的这种性质做过说明：“在最近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有许多关于理论的讨论——我要提醒你注意的是，这可不是指关于文学的理论，而是纯粹的‘理论’。对任何一位不在这个圈子里的人来说，这种用法一定显得很怪，‘关于什么的理论？’你肯定会这样问。要回答这个问题的确是意想不到的困难，它既不是任何一种专门的理论，也不是概括万物的综合理论。有时理论似乎并不是要解释什么，它更像是一种活动——一种你或参与、或不参与的活动。你有可能被卷入到理论中去，你也有可能教授或学习理论，你还有可能会痛恨和惧怕理论，只不过，所有这些对于理解什么是理论，都不会有多大的帮助。”⑥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观点，理论既不是过去那种围绕某一研究对象、某一研究领域所建立起来的“专门的理论”，也不是依托哲学基础基于一般性找寻的“综合理论”，理论更像是参与或不参与的活动。理论怎么会是一种活动呢？活动，当然不是指人与世界遭际的处身性活动，而是通过语言实践显示出来的话语行动，这正是现代意义上的理论的功能和特点之所在。这里，理论似乎更像是一种观念、方法、原则(知识型)的结合体，作为一种批判性的介入力量，成为众多学科可以借鉴的思想资源和行动指南。卡勒说，理论是和一大堆名字(比如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露丝·伊利格瑞、雅克·拉康、朱迪斯·巴特勒、路易·阿尔都塞、加亚特里·斯皮瓦特等)联系在一起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批评、现象学、批判理论等，都不只是属于文学的，它们同时也属于文学之外的众多人文与社会科学。正是这种理论，使文学理论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