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4)6-0095-12 自从文学诞生以来，虚构就和想象相互纠缠，如影随形般追蹑着文学发展的足迹。但是，只是在进入现代时期，文学虚构问题才获得真正的重要性，其内涵得到深入、充分的阐发，并且虚构也从原先作为文学创作的手法，变身为文学的基本特性，成为文学得以存在的人类学依据。 柏拉图：一个遥远的启示 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已经论及文学虚构问题了。在他看来，文学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而现实又是对理式的模仿，这样艺术就和真理隔着三层。而且文学艺术更看重模仿情感和欲望等无理性的部分。如果说人的理智尚能认识现实，而情感和欲望等无理性的作用则相反，它只会蒙蔽心灵的眼睛，那么诗人由于逢迎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只能“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像”。①这些模仿人的无理性的文学，就是柏拉图所说的“虚构的文学”，应该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不准闯入国境。但是，另一种文学却获得柏拉图特别青睐，那就是处于灵感状态创作的诗歌。在这种状态中，诗人由神力凭附，心灵受到迷狂的支配，成为神的“代言人”。迷狂“是由诗神凭附而来的。它凭附到一个温柔贞洁的心灵，感发它，引它到兴高采烈神飞色舞的境界，流露于各种诗歌，颂赞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垂为后世的教训。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尽管他自己妄想单凭诗的艺术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他的神志清醒的诗遇到迷狂的诗就黯然无光了”②。 在远古时代，祭司、巫师承担着预言家的角色，他们进入迷狂的状态被视为沟通人与神、人间世与上界的桥梁，因此，迷狂被当作能够预知未来的最体面的美事，是接受神灵感召的禀赋和老天赐予的最大幸福，远胜于人的清醒状态。到了柏拉图时代，祭司、巫师的权力已经衰落，迷狂也开始受到质疑，并被区分为两种：一种被认作疾病受到诟骂，另一种是神灵的附凭；而柏拉图则仍然十分重视诗人的迷狂。这种我们今天看作非理性的迷狂，在柏拉图眼中则是最高的理智：通过迷狂状态，灵魂随神周游，上升到存在着永恒“真实体”的天外境界，见到事物的本体，见到正义、美德和真知。迷狂让诗人超越了现象界而进入本体界，从而洞悉真正的美和真理。 迷狂使人失去现实感，失去与现实世界的真实联系，可是，恰恰是这种非现实状态却让人有可能把握真理。柏拉图这种对文学艺术悖论式的见解，特别是关于迷狂的观点长期影响着西方文学艺术思想，成为后来的学者、文人阐释文学艺术虚构及独特作用的重要理论资源。亚里士多德所说历史学家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诗人却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诗比历史更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其根源就在于此。康德的审美无利害说、席勒的游戏说、海德格尔关于诗和思的思考、萨特所说的“普遍的人”、马尔库塞所说的审美乌托邦，等等，也都试图借道非现实(即文学艺术虚构)而直抵本真状态和真理，其思路与柏拉图思想也存在着内在关联。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的觉醒和对人的本性、权利及自身力量的肯定，文学艺术虚构也成为人实现自我创造才能的重要途径。在《为诗辩护》中，锡德尼就大胆宣称，唯有诗人才不屑于服从自然的、社会的、技术的种种规则的束缚，为自己的创新气魄所鼓舞，创造出崭新的、自然中从来没有的形象，从而升入了“另一种自然”，“虚构是可以唱出激情的最高音的”。③只有那种创造怡悦性情、有教育意义的卓越形象的虚构，才是使人成为诗人的“真正标志”。人类理性的发展也促成对研究对象的甄别和划界。在这一背景下，培根将人的想象力跟知解力、记忆力区分开来，认为想象力不受物质规律限制，可以随意造成事物不合规律的匹配或分离，它通过使事物的外观服从于人的心灵欲望而对自然加以改造；理性却使心灵屈服于事物的本质。培根把诗与想象力联系在一起，指出诗是“虚构的历史”，它赐予心灵以事物本性所不能给予的“虚幻的满足”。对此，比厄斯利评论说：“通过将想象区分开，使之自成一种特殊的积极力量，培根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④ 一旦人确认了自身力量，并且充满自信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他也就迅速改变着自然和人类社会，迎来了现代化的曙光。展现在人面前的是刚刚萌生的工业文明，它以前所未有的欲望和蛮力推动经济繁荣的同时，毫不留情地撕毁农耕文明那温情脉脉的面纱，令人置身充满着陌生、冰冷、机械的规则的陷阱之中。原先那千百年不变的熟悉的自然景观、散漫的生活方式、融洽的人际关系都已一去不复返，一切凝固的都消融了，竞争、变化、动荡和风险成为时代特征。这是一股不可抗逆的时代旋流，它冲刷席卷一切，撕扯肢解一切，改造扭曲一切，包括人的自我本身。人竟以自己的力量造就自身的异化，以自己的双手为自身戴上枷锁，沦为失却精神家园的流浪汉。这，就是思想启蒙所面临的悖谬。一方面，人的个性、主体性、理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而作家、艺术家也因作品的印刷出版和自由买卖而获得了独立性；另一方面，欲望和竞争、危机和战乱成为普遍现象，不仅个体自我价值难以实现，而且还危及人类生存。人不断为自身制造一个个牢笼，屈从于物质诱惑而被迫变卖自己的精神自由，以致完整的个体被拆卸为零碎的片断，生气灌注的生命被兑换为明码标价的劳动力商品。 吉登斯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脱域”机制做过很好的分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作为象征符号的货币的脱域作用。货币具有的“纯粹商品”的特性，是时间-空间延伸的工具，它使原本受到时空分隔的商品相互交换成为可能，有效推动了交换价值的一般化。正是货币以极其便于流通的特性有力改变了农耕社会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将生产者和交换者从狭小、固定的时空关系中解放出来，使大规模的社会分工有了可能，并迅速瓦解了农耕社会的传统组织形式，为现代都市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货币这一脱域机制，“使社会行动得以从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来’，并跨越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⑤。那些世世代代建立起来的亲密、稳定的人际关系崩溃了，每个人都成为无根的漂泊者，成为游荡于街市的陌生人。货币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交往，转变为通过货币间接地打交道，在扩大人的活动范围的同时，把人与人的关系抽象为金钱关系，抽象为枯燥的数量关系，温情丧失了，欲望却因此泛滥。“启蒙运动——理性的民主希望——的方法所承诺的得到解放的社会没能卫护主体自身之间在面对不断出现的理性化、物化和支配的威胁时相互认可的可能性。”⑥新的文明形态就像所罗门瓶子里的魔鬼，一旦被放了出来，就再也收不回去了，而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欲望摧枯拉朽、为所欲为。人似乎已经无法对抗自己的行为所酿成的后果，无法对抗随社会现代化裹挟而来的负面影响，唯一的可能，就是构建一个想象的虚构世界，借此逃避现实，实现精神“还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