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生学意义上，当下文学理论的知识谱系导源于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这三个精神空间。换言之，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下文学理论的思想资源和话语背景，并且决定其整个历史流程和基本结构。然而，就文学理论的本原意义和结构对象这一逻辑阈限而言，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这一客观场景中，任何关涉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努力都超越不了“历史——身份——话语”这三个至关重要的维度，它们簇生性地构成主体性的理性迷宫，我们只有走出这个迷宫才能获得自我存在的确认，寻找到失落已久的价值准则和知识权力。 一、历史乌托邦与重返客观历史 任何理论存在的方式都不是主观想象，而是客观历史的逻辑演化结果。无论是主观知识还是客观知识，都是对历史对象无数次地重复归纳和对内在规律的逻辑演绎产生出来的。在传统哲学的视野里，历史成为“逻各斯”的产物，主体被“历史”这个黑色的帷幕所遮蔽。黑格尔为历史预设了一个逻辑前提，那就是无论是精神史还是社会史都表现为理念的发展过程。威廉·德雷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先验想象的产物，即把‘理性统治世界’的所谓的思辨认识引入历史研究，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合逻辑的理性主义的假设，事件的实际过程应该和哲学家的推理相符合”①。新的历史主义的理论认为，历史一方面是无数客观事实的累积，另一方面是藏匿在文本之中的意义符号加上主观的阐释活动，历史是两者之总和。由此，历史也成为精神的镜像和嬗变为“心灵的历史”。当代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在告别历史乌托邦和历史理性的同时，必须重返客观历史并尊重历史的真实，必须接受“历史感性”和“感性的历史”这样一个逻辑前提。任何理论形态的确立必须依赖于它所关切的存在对象的感性与事实，否则，这种理论必然成为一种想象的虚构，从而丧失其合理性和合法性。 当下中国文学的历史感性和感性的历史是什么？考量当下中国的社会形态成为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外部规定性，无论是在经济方式还是政治模式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出现三种分化形式：一是知识和政治权力的联盟，诞生出权力知识分子；二是知识和商业资本的结合，催产出资本知识分子；三是知识和学术权威共谋，导致一部分知识分子垄断知识的话语权并把握知识的价值杠杆，由少数人评判知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导致双重性的后果：一方面知识权力被强化，另一方面，这种由少数知识分子建立的知识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广大民众的质疑和挑战。与此相关，精英文化的蜕变和衰微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市民社会的庆典文化和文化消费成为流行的与主导的文化模式。因此，所有的文化形式都成为商品，潜藏着对于货币符号的理性渴望和感性追逐。对于文学现状与趋势的考量构成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内部需求，我们惟有面对文学的客观历史，分析文本和作家的理性诉求和感性目的，才能识别出文学的真实的面目并确定其不断演变的社会身份。 在“世界——作家——文本——读者”四要素中，“作家”，这个文学生产和文学活动的轴心要素，在后现代的历史语境中，已经消解掉古典、近代、现代三个时期共同分享的偶像意义。文学创作者的政治身份、道德立场、价值准则趋于淡化，传统作家的神圣性逐渐消解。换言之，作家的写作动机和创作意图在以往的、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魔圈之中获得历史性突围，然而却又陷入世俗化和功利主义的另一个怪圈。作家以游戏态度进行私语化写作，以商品制造者意识和市场销售的目的进行书写和传播活动，忽视社会责任甚至丢掉部分的良知和道德准则。一部分作家竭力保持和现实世界的距离，追求一种近似于局外人的纯粹中立的无价值立场，沉醉于虚构的非现实性的乌托邦世界。有些则以后殖民主义或纯粹民族主义这两种对峙的文化立场催生写作活动，以褊狭的价值准则对世界和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判。以往文学活动中文本的权威性被怀疑和颠覆，文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让位于意义的单一性、思想的直白性和价值的混合性、中立性。文本的文体形式广泛而高度的变异，带来文学的世纪性转折。如果说，王国维阐释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所胜”② 的见解包含着对于文体的历时性变异这一文学事实的认同，那么，后现代历史语境中的网络文学、博客写作、图像和文学的混合文体则为此提供了现实性证明。与此相关，文本的传播随着技术革命的加速，在速度和受众方面达到最大化。传统文学的发言权悄然隐退在众语喧哗之中。在接受层面上，文学接受者的态度悄然变化，大众不是以受教育者身份获得对文本的价值认同，接受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寻求情感的净化，而是在文学世界寻找符合世俗趣味的休闲乐趣和游戏性，以此达到实用性的消费目的。在文学接受的逻辑递进意义上，后现代历史条件下文学批评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基本丧失，批评家的知识权力和话语垄断都被大大削弱，市民社会在公共空间里奉行平等对话和主体间性的原则。文学评判除了小部分在知识分子的文化沙龙自我陶醉之外，扩散为日常活动中的大众行为。 这就是当下文学的客观历史或感性历史，是文学演变的鲜明轨迹和不容漠视的事实。当然，也是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不容漠视的感性材料和逻辑依据。因为任何理论或知识的建构，都不能逾越特定的客观对象。这就是理论的有限性原则和知识的有效性原则，离开文学的历史感性或感性的历史，任何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都是“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在此层面上，当今文学理论知识谱系的建构，一方面须告别乌托邦式的历史理性决定论，另一方面须拒绝背弃文学的历史感性或感性的历史的做法，重返文学的客观历史。惟有如此，才能使文学理论从空洞的理性天空降落到坚实的感性大地，恢复理论的应有品格和谋求对于自我存在的客观求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