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能不能写情欲，现在似乎已不成问题。但如何写得好，写得美，写得有分寸，却是大有学问的。 我们的老祖宗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或曰“饮食男女，人之常情”，意思差不多，都把情欲看作是正常的现象。人们为了维持正常的生命运行，维持正常的族类繁衍，谁都会有情欲。它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的行为的重要内驱力，没有不行，畸形也不行。 情欲是人的本能的表现，具有盲目性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的狂暴性，因而就其本质而言，是非理性的。在实际生活中，人类情欲的实现方式，主要取决于文明发展所达到的总体水平，当然也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特殊文化传统有关。这是就人们外部环境与条件的客观制约而言的。不过，这种制约一般都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通过行为主体的理性控驭来完成的。如果没有这种控驭，或一旦合理的、必要的控驭被冲决了。就会形成情欲的放纵。纵欲无论对社会，对个人，都是一种灾难。但反过来说，如果控驭过严、过死，视情欲为洪水猛兽，根本不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则又会走上另一个极端，走上禁欲。禁欲和纵欲，都是违反正常人性的，既危及正常的社会群体生活，也破坏正常的个体生命活动，因而是畸形的，不自然的。 禁也不行，纵也不行。这便是人类在对待自身情欲问题上的两难处境。不过以我的愚见，倒也完全不必因此而悲观。既然存在着本能的、非理性的情欲和理性对它的控驭问题，存在着这一组现实的而非臆造的矛盾，就永远会存在一个对于二者关系的调适问题。因此，想在某一个理想的调适点上停下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它，想达到绝对的、永恒的和谐境界，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我们既不能不要情欲，更不能放弃理性的控驭，何况二者都是活的、变动不居的生命现象。 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在文艺作品中的情欲描写，也有一个理性的控驭和调适问题，也是禁不得，纵不得的。搞艺术禁欲主义，完全不许写情，不准有欲，其实就是对健全人性的阉割，那结果便会像被恩格斯挖苦的弗莱里格拉特那样：“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这当然只是个案，但如果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全都走上了禁欲主义，那就会出现如“文革”中那样的非人性、反人道的文化荒漠。历史证明，这是一条绝路，死路。 搞艺术的纵欲主义，不加节制地描写男女床第之事，唯恐把读者引不进肮脏污秽的情天欲海中去。这等作品，坏人心性，误人子弟，对于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的沦丧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历史上来看，这种极端情况的出现，往往是对现实生活中的禁欲主义和与其相适应的艺术禁欲主义的一种惩罚，一种矫枉过正。比如作为统治思想而一再被宋明理学家们宣扬的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比较典型的禁欲主义论调。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上，它曾是禁锢健全人性禁锢自由思想的桎梏。作为对它的反叛，是明中叶以后进步思想界对“人欲即天理”的阐释与鼓吹。与此相应，是艺术创作对情和欲的正面表现，《牡丹亭》就是因此而成为杰作的。在冯梦龙和凌濛初的短篇小说中，也不无价值取向相近的笔墨，而《金瓶梅》，更是把情欲作为人物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对待的。尽管无论是《三言》、《二拍》，还是《金瓶梅》，都因为在这方面存在着过分的地方，而为后世所诟病。完全趋向极端的现象则是大量思想水平卑下，艺术上一无可取，专以色情展示为能事的淫书的出现。而这又是当时自上而下淫风甚炽的颓靡社会风气的反映。 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创作，也曾经历过一个从“文革”中达于极致的现代艺术禁欲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过程，这是思想解放运动和人道主义潮流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作品终于可以写爱情，包括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健康的，自然的肉感和肉欲了，性已不成其为禁忌了。然而也不能不看到，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两年，艺术纵欲主义确有抬头之势，而在某些局部，甚至不无泛滥之虞。流风所及，连有的一向比较严肃的作家也不免瑕玷。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了。 对于非艺术的黄潮，对于黄色书刊和音像制品，通过行政的、法律的办法严禁就是了，不属于我们探讨的范围。我们需要探讨的是文艺作品中情欲描写的分寸。 分寸何在？就在控驭情欲的理性。它是缰绳，不使情欲之马狂奔乱跑；是堤坝，不让情欲之潮泛滥成灾；是轨道，好让情欲的列车正常运行。理性控驭的理想境界，当然是不禁也不纵，不松也不紧，但这是很难达到的。一般来说，总得八九不离十才行。 在通常情况下，理性的控驭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约定俗成并为多数社会成员所公认、所遵循的行为规范，这就是道德。情欲描写只要不违背这种公认的合理的道德规范，就是健康的，自然的，善的。此外，既然是艺术品，当然也要服从美的原则，比如，情欲描写必须是人物性格塑造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服从总体的立意构思，不是外加的，游离的；必须无害于艺术画面的清洁、优美等。 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学观念中，美和善是可以互训的，而在多数情况下，人们更强调善，更重视德。因此，损德、缺德，伤天害理，是根本无美可言的。这是一切以操觚染翰为业而又涉足情欲描写者不可不留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