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界一个普遍流行但未经深入审理的看法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的政治化是其最大的历史性灾难，它直接导致了文学理论自主性的丧失，使文学理论沦为政治的奴隶。从而，自然而然地，文学理论的出路在于其非政治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以至于任何重新肯定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之政治维度的言论，都可能被视作是一种倒退——倒退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年代。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么多文学理论界人士在“文革”时期的遭遇，考虑到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在那个年代的凋敝和荒芜，这样的顾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指出，这种流行的共识却是未经从学理角度认真审理的。说它未经认真审理，是因为 它对“政治”、对文学理论和政治的关系作了狭义的理解，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中国“文革”）中的“政治”理解为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并进而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中的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普遍化为文艺和政治的常态关系。在此基础上，它还简单化地把“政治性”和“非自主性”这两个概念混同使用，好像文学理论知识一旦和政治（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沾边就必然丧失自己的自主性。 我下面要论证的观点是：在“文革”时期，所谓“政治”指特定的政党政治乃至政策，所谓文艺学的“政治性”实际上是指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必须为主导意识形态政策服务，其本质是主导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所实施的控制。显然，这种特定时空语境中产生的文学理论和政治的关系并不具有普遍性，据此而得出的文学理论自主性和其政治性不能共存的观察同样不具有普遍性。 在进入详细的论证以前，一个非常简单的比较可以支持我的观点：西方当代诸多类型的文学理论知识都是非常政治化的——尤其是被冠以“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文学理论批评／理论，比如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少数族裔批评／理论、生态批评／理论等等，但是它们的政治化并没有导致西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凋敝，没有导致类似中国“文革”时期文学理论知识的一元化、封闭化、独白化；相反，这些极为活跃的所谓“政治批评”极大地激活了西方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使之呈现出空前多元、繁荣、活跃的局面。它们也没有导致西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自主性的丧失。 当然，上述分歧的逻辑前提是对“政治”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 二、如何理解“所有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评”？ 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曾经提出一个让许多中国文学理论界人士感到愕然的观点：所有文学批评（在此伊格尔顿使用的是广义的“文学批评”概念，包括文学理论）都是政治批评。但是伊格尔顿这样说的时候，其所谓“政治”恐怕与我们理解的不同。伊格尔顿说：“我用政治一词所指的仅仅是我们组织自己的社会生活的方式，及其所包括的权力。”这样的“政治”在他看来本来就“内在于”文学理论中，不用把它“拉进文学理论”。所谓“所有文学批评是政治批评”的意思不过是：“与其说文学理论本身有权作为知识探究的对象，不如说它是观察我们时代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与人的意义、价值、语言、情感和经验有关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必然与更深广的信念密切相关，这些信念涉及个体与社会的本质，权力问题与性问题，以及对于过去的解释、现在的理解和未来的瞻望。”文学批评总是要利用文学来促成某些价值，总是要反映某些社会思想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它“最终只能是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从这样的大政治概念出发，伊格尔顿认为，文学和文学理论内在包括了政治，非政治的批评或纯文学理论只是一个“神话”，它只不过是更有效、隐蔽地促进文学的某些政治用途而已。伊格尔顿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政治’与‘非政治’批评之间的差别只是首相与君主之间的差别：后者采用迂回战术来促进某些政治目的的实现，前者则直言不讳。”相比之下，直言不讳总是更好一些：“文学理论不应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谴责。应该谴责的是它对自己的政治性的掩盖或无知。”更重要的是，“应该反对的不是文学理论的政治性。真正应该反对的是其政治内容的性质”。伊格尔顿还认为：文学和文学理论必然涉及个性、价值等问题，涉及对于什么是“好人”的理解，而这些问题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政治论争并不是道德关注的代替物，它就是从充分内在含义上被理解的道德关注。”比如最反对文学的功利性的自由人道主义事实上也肯定文学的有用性，“它利用文学来促进某些道德价值标准的实现，这些价值标准事实上与某些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密不可分，而且它们最终隐含着特定的政治”①。 显然，这里说的“政治”不等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狭义的政党政治，也不是口号式的“政治”。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性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关于“意识形态”，伊格尔顿说：“一切话语、符号系统和意指实践，从电影与电视到小说和自然科学语言，都产生效果，形成各种形式的意识和潜意识，我们现存权力系统的维持或者改变则与此密切相关。……而意识形态一词所表明的正是这种关系——即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或联系。”② 伊格尔顿的文艺政治观绝不是孤立的，实际上，上世纪中后期在西方兴起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就是非常政治化的文艺学知识生产模式。文化批评家们尽管在具体的政治立场上存在严重分歧，但是他们之间达成的一个高度共识是：文化研究的根本特征就是其高度的政治参与性。 从知识谱系上看，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本来就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就是伊格尔顿本人的批评实践也可以纳入“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范畴。他曾经明确指出自己的“修辞批评”或“政治批评”也可以叫做“话语理论”或“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家常常主张，包括文艺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内在地具有政治性，剖析其“政治”含义同样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艺学知识的政治维度。理查德·约翰生在其著名长文《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中指出：知识和政治的关系对文化研究一直至关重要，“这意味着文化研究和写作都是政治活动，但不是直接实用的政治。文化研究不是特殊政党或倾向的研究项目。也不能把知识能量附属于任何既定学说”③。文化研究中说的“政治”，实际上是指社会文化领域无所不在的支配与反支配、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是学术研究（包括研究者主体）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深刻牵连。任何人文科学研究都无法完全不受其存在环境（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物质利益、政治立场和文化观念）的影响。所以，只要是扎根于社会现实土壤中的人文学术研究，包括文艺学研究，很难避免这个意义上的政治。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的导言中所强调的人文科学的政治性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政治。萨义德说：“人们很容易争论说关于莎士比亚的知识是无关政治的而关于中国或苏联的知识是政治性的。我的正式职业是人文学者，这个标签说明我的领域中发生的一切与政治无关。这种认为研究莎士比亚无关政治的教条的一个原因是他所作的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通常意义上的政治结果，而苏联的经济这个领域似乎就与政府利益密切相关。人文学者与其工作具有政策含义或政治意义的人的区别还可以通过以下的声言得以扩展：人文学者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政治只有偶然的重要性，而后者的意识形态则被直接组织进了他的研究材料，因而必然被认为是政治的。”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