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0年代到90年代这段不算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出现了两次提倡人文关怀的思潮。第一次出现在70年代末，其主旨是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认为人在阶级性之外还存在着普遍的人性，主张人和人之间应该建立起超阶级的关怀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允许个体实现自己的价值。显然，这次人文关怀思潮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上展开的，其核心是提倡人道主义和为实现个人价值正名。蕴涵在这次人文关怀思潮中的根本原则和要求已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而被承认和满足，以至于在90年代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再对普遍的人性的存在和实现个体价值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因为这已被当作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拜物教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受到了另一种挑战，于是在9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第二次提倡人文关怀的思潮。这次人文关怀思潮的主旨是反对拜物教，认为人是生产的中心和目的，而不是生产的手段，反对让人成为物的奴隶，要求永远把对人的关怀放在首位。它所展开的层面是人与物的关系，核心则是提倡人有高于物的价值和尊严。（注：由于部分讨论者认为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担当起反对拜物教的功能，所以，此次人文关怀思潮很快就转变为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的大讨论。于是这次讨论除了满足了知识分子的自恋情结外别无收获。） 与第一次人文关怀思潮所引起的全民性反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第二次人文关怀思潮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话题，大多数人似乎仍然沉溺于物欲之中而无暇顾及自己高于物的价值和尊严。然而，在我看来这并不是由于物欲的诱惑战胜了人的灵性需求，而是因为第二次人文关怀思潮的基础就是成问题的：难道将人置于物之上就能真正地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吗？如果这个问题在以前提出，那么，大多数人的答案都会是肯定的，但是在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已经成为世界性思潮的20世纪末，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再说“是”了。 实际上，第二次人文关怀思潮的本质仍是人道主义，只不过它是在人和物的关系层面上展开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的本质是人类中心主义，也就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和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这两者的合二而一。人类中心主义对于神道中心主义的超越和替代的确使人类获得了本质性的解放，但是这种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退步：人类在清晰地将自己置于宇宙中心之时也清晰地产生了对自身的主体意识，而人之外的存在物则全都变成了客体；这种主体—客体关系的清晰确立使人成为征服着的中心，人之外的事物则成了必须听命于人的被征服者，成为实现人的意图和利益的手段和原料；走向极端的主体—客体哲学不仅毁灭着物，破坏着人栖居于其中的生态系统，而且威胁着人自身，因为人本身也必然合乎逻辑地被当作生产的原料和手段——人怎样对待自然界，人就会怎样对待人自身，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所设计出的共产主义是对人和自然界的共同解放。（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2页。）海德格尔在后期哲学中也反复强调物的毁灭和人的毁灭的本质关系，并把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统治称为“世界之暗”。（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30页。）正如主体不能在客体毁灭之后幸存一样，物的灾难永远同时是人的灾难。人对人的压迫、剥削、统治自在地意味着人对人的压迫、剥削、统治。恩格斯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发现人在学会交换物质产品之后，很快就开始把人当作商品来交换：“这时，用不着多久就又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人变为奴隶，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与否。”；（注：《马恩选集》第四卷，第172页。）“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场所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注：《马恩选集》第四卷，第157页。）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指“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而游牧部落的独立意味着人对物的奴隶制的形成，因为它使人学会了 驯养和繁殖牲畜，亦即使人成为实现人的意欲的纯粹工具。人对人的奴隶制和人对物的奴隶制几乎是同时产生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对物奴隶制和人对人的奴隶制是一回事。企图不废除人对物的奴隶制而使人获得本质性的解放是不可能的。真正的人文关怀必须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为前提。事实上，20世纪的人类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统治下走的是一条南辕北辙之路：一方面人不断地企图拯救和解放自己，想使自己一劳永逸地进入终极性的解放和自由中，一方面又把对物的压迫推向了极致，而这意味着人在与自己为敌。人对物的压迫、剥削、统治在现代商业社会中达到了极致，其根本标志就是人对自然界的疯狂盘剥造成了商品的泛滥，人则通过多余的商品获得多余的快乐。目前的富裕社会或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是以压榨所剩不多的自然资源为代价的。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生存方式。商业社会中的非理性源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僭妄。20世纪是人类通过不断地牺牲自然界即自毁家园来纵欲的时代。所谓物欲就是人对物的剥削欲和统治欲。因此，人沦为物的奴隶是由于人想成为物的奴隶主。人在将对物的压迫推向极端的同时也将威胁自身的危险推向了极端。中国人所惊呼的人文精神的失落也本质上源于此。 由此可以看到，提倡人文关怀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起点处就走反了方向；问题的根本不是如何将人从物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而在于如何将物从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或者说，拯救之路不在于全面恢复人对物的主体地位，而在于彻底地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虽然想一下子就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达到这么高的高度有些勉为其难，但这却是从本质上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正如想在保持对物的暴力态度的同时使人处于和平之中是不可能的一样，人也不可能在对自然界的奴役中维护自己的尊严。在一个万物都处于毁灭过程中的世界上，人本身也不能幸免。人只有在学会关怀整个宇宙时才能真正地关怀人。人文关怀与世界关怀是一回事。真正的人文关怀只有在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之后才能实现。说到这里，我觉得本文似乎突兀的标题所表达的应该是一个浅显的意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