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眼的二十年 检视百年来（1898—1998）的文艺学历程，我们会发现有两个二十年最为耀眼：一是最初那二十年（或者把时间稍微放宽一点从上世纪末到“五四”前后那二十多年）；一是最末这二十年。 这一头一尾两个二十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譬如，（一）都处在社会基本结构的大变动、大转型的时期，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动、转型形成一种巨大的文化势能和文化语境，促使文论（文艺学）不能不从哲学基础、根本观念、学术范式、观察视角、叙事语码、论述对象及方法等等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和调整，获得大幅度的突破和进展；（二）都处在从封闭走向相对开放的时期，大量译介外国的学术文化思想，并迅速地有时甚至是饥不择食囫囵吞枣地加以吸收；（三）都处在非常激烈的中西交汇、古今碰撞的时期，由于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的转型和调整，外来思想文化的引入，新的现实生活的内在要求，文论家、文艺学家的思路被激活了，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欲望，思想开放，新说蜂起，呈现出空前的文化和文论（文艺学）多元化和多样化状态；（四）都处在新旧交替、新旧杂糅的时期，旧规范或已破或正破或将破，新规范或已立或正立或将立，使得文论（文艺学）有时出现短时的失序状态，等等。 当然，历史不可能重复，两者必然有着根本的区别。譬如，它们所处时代的历史性质不同，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所处的国内文化语境不同，面对的对象和问题不同，所要解决的任务不同……而且，它们各自的未来走向也不同：如果说最初那二十年由多元化走向大一统——最后、特别是到40年代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统天下，那么，最末这二十年，由于当今时代性质所决定，未来的文艺学发展将不是由多元走向一统，而是走向对话；而且在可以预计的历史范围内将长时间地维持这种多元对话的局面。 最初那二十年，古老的中华帝国，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大地震”接连不断地冲击，整个社会真是翻江倒海、地动山摇，政治、思想、文化发生巨变，文论也从传统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转换。具体说：在哲学基础上发生了“认识论转向”——从古典“诗文评”多以中国传统的伦理哲学为基础，逐渐转到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多以西方引进的认识论哲学为基础；在基本观念上，从传统的古典文论多强调“文以载道”（把“文”视为“道”的附庸，视为“明道”、“载道”的工具），逐渐转到现代文艺学更多注意文学自身的独立品格；在思维模式上，从传统的多是经验的、直观的、感悟的思维方法，逐渐转到现代的多是思辩的、理性的、分析的思维方法；在论述对象上，从传统的多以诗文等抒情文学为中心和重心，逐渐转到现代的多以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为中心和重心；在形态上，从传统的多是“点评”式（眉批、夹批、文前批、文末批等等）的看起来比较零碎的“诗文评”，逐渐转到现代的多具有系统的理论形态的文艺学；等等。那二十年是中国现代文艺学的发端、生芽、成型，即由“蛹”逐渐蜕变为“蝴蝶”的时代；也是中国现代文艺学学术史上辉煌的“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各种主义丛生，各种思潮并存，新思与旧见相克相生，中学与西学相交相深，熙熙攘攘，层出不穷，场面煞是好看。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无疑是那时的文化、学术明星。 最末这二十年（1978—1998）同样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社会体制和结构进行转型的二十年。我们的文艺学就是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大语境下，伴随着整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巨变而走过来的。有许多学者对这二十年来的文艺学历程的特点和运行轨迹进行了总结和描述。有人说，这二十年的文艺学表现出四个基本走向：一是从一元到多元（表现为旧的本质论的瓦解和新的现象论的兴起，造成一元的消解和多元的形成）；二是从客体到主体（表现为再现论的弱化和表现论的强化）；三是从认识到情感（表现为强调文学认识属性的理性论之衰微，而强调文学的感性、情感属性的审美论之兴起）；四是从思想到形式（表现为内容论的消解和语言论的生成）。有人说，这二十年的文艺学历程是从中心向边缘运行的过程。文艺学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从而也就离开中心走向边缘。边缘化是使文艺学重新获得生机、并且获得发展常态的好事。正因为边缘化，从而也就实现了文艺学的学科专业化、研究多元化、思维辩证化、话语个体化，走上该学科的正常发展轨道。有人认为，二十年文艺学的辉煌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它就由辉煌走向衰微，从神气活现走向神气黯然；还有人认为，90年代，文艺学话语失去了对中国社会文化新状况的言说能力。上述各种说法，的确有许多精彩之处，给人启示，发人深省；但有些观点我也不敢完全苟同。我认为，二十年的文艺学历程，前期（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一个从“反正”到“反思”到突破的过程；是从以往的“一统天下”走向“百家争鸣”的过程（尽管还远未达到理想境地）。后期（自80年代末至今），是从80年代的“年青气盛”转到90年代的“老成持重”的过程；是从“多元争胜”转而开始意识到必须“多元对话”的过程。90年代的文艺学不是走向衰微，而是走向深入；不是走向“神气黯然”，而是进入了“哲学沉思”；不是像有人所说“失去了言说能力”，而是变换了言说方式。 对这整个二十年，我给予高度评价。 这二十年，由于广大学人又一次“睁开眼看世界”，并且用同过去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大量译介、引进外国文化学术思想；由于广大学人重新审视传统——包括50年代的、“五四”以来的、鸦片战争以来的、以至五千年以来的传统；由于广大学人特别重视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文艺现实的迫切要求；还由于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封闭多年，就象滚滚长河被人为筑起的堤坝阻遏，积蓄了无限势能，一旦大坝轰毁，洪流奔腾，势不可挡，虽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却摧枯拉朽、除旧布新；因而，使得新时期文艺学在这二十年空前活跃、繁荣，成为百年来又一个“春秋战国”时代，初显百家争鸣、多元交辉的势头和气象。这二十年，在文艺学的基本观念、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治学方法、学术视野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甚至是深刻的变化，有的获得长足的进步和深入发展，有的获得重大突破。可以说，百年来最末这二十年同最初那二十年一样（甚至有过之），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艺学研究最活跃、最多样、最具有生命活力、也最富有挑战性的二十年，是新见迭出、也歧见迭出的二十年，是成就非常突出、而问题也相当显著的二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