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纪。在这个电闪雷鸣、大浪淘沙的伟大世纪里，一代一代的中国诗人、作家，以各各不同的个性和心态，在文学舞台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一部20世纪的中国作家心态史，实际上，也是一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人格类型的形成史、演化史、发展史。其中，既包含着文学艺术自身发展的奥妙，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发生剧烈变革的动荡岁月里，面对新旧文化、中西文化冲突而艰难选择的过程。 一 20世纪的中国作家，从主导心理特征和创作活动的外在表现来看，主要可分为政治型、人文型与超然型三种心态。 1.政治型心态。在波翻浪涌的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实用功利性的政治心态，一直在文坛上占据着主导地位，一直影响着本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早在“五四”前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一大批较早觉醒的知识分子，就从改造社会，拯救民族危亡的动机出发，以文学为武器，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另如沈雁冰、瞿秋白、蒋光慈、夏衍等人，则首先是以革命活动家，或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在后来漫长的革命道路上，又有许多作家，从不同方向，汇聚到时代洪流中，创建了革命文学的丰功。建国后，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理想的激励下，不论是解放前成名的老作家，还是刚刚登上文坛的新秀，更是将政治意识置于文学观念的首位，努力为新时代而歌，同时也为社会生活中某些新的弊端而忧虑，不时生出以文学干预政治的冲动。新时期以来，文艺观念虽然大为开放，但关心政治，仍是许多中国作家的基本心态。诸如轰动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便正是这样一种政治心态的产物。 由于人类社会本身的特点，决定了政治在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或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条件下，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关头，政治将构成社会运转的轴心。文学的价值，不论怎么说，是不可能完全超越于现实功利价值之外的，因此，从古今中外文学史来看，那些真正杰出的文学家，往往既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同时又有密切关注现实的政治责任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文学成就，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文学价值与政治价值并重的基础上的。建国之后的周立波、柳青、欧阳山、梁斌，新时期以来的王蒙、李国文、丛维熙、梁晓声等一大批作家，也正是以良好的文学素养及关注现实的政治激情，创建了自己的文学业绩。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也有不少作家，由于片面追求政治功利，着笔匆忙，来不及精雕细刻，其作品往往政治激情有余，艺术蕴藉不足。故而当我们站在真正文学艺术的角度，回首历史，面对百年来浩若烟海的文学报刊、难以计数的文学书籍的时候，又会深深感到精品太少的遗憾。 2.人文型心态。本世纪以来，在从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演进的过程中，造就了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他们自幼接受过系统的中式教育，海外留学生涯又使他们接触了近代西方的文化思潮和民主政治，这就使他们对本国文化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一种清醒的批判意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文心态，即虽然心怀匡世救弊的忧患意识，向往个性解放，但又反对暴力革命，只期望通过宣扬“人性”之爱，通过艺术美的感染，来化解人间的纷争与仇恨；通过鼓吹民主与自由，来消除社会的不平与黑暗。 现代文学史上的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等人，从主导倾向来看，表现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心态。徐志摩是在英国的留学生活中，孕育了他一生作为精神支柱的对“爱、自由与美”的向往的。正因沉溺于这样一种理想人性的梦幻，徐志摩无法容忍现实斗争的血腥。1927年，当中国的大革命蓬勃兴起及至归于失败时，徐志摩在为理性的死灭和兽性的疯狂痛心不已的同时，仍然相信人间的互助一定会超过互害和互杀的动机。面对严酷的政治现实，留学美国，深受强调理性自制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影响的梁实秋，同样固守着自由主义的人文心态，渴望通过“人性论”的呼吁，实现社会的进步。与徐志摩、梁实秋等人相比，沈从文虽然没有留学海外，但作为一位旧式军人出身的作家，也许由于看到了太多无谓的争斗与杀戮，使他早就产生了对人性沉沦的痛恨，而几乎自发地萌生了对超越政治的人性美的向往。走上文坛之初，沈从文想到的即是用文学燃烧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被财富扭曲了的理性。在后来的创作道路上，沈从文也一直在力图通过富于人性意味的文学，恢复民族的生机。他曾形象地说过，自己无意于建造“豪楼杰阁”，只钟意于精致的“希腊小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 从人类的长远发展来看，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等人力图超越政治的人文心态，本是有着独特价值的。尤其是他们对人性的探索，对生命之美的歌唱，从根本上说，是与“五四”时代精神相呼应的。但因阶级斗争与民族矛盾的日趋尖锐，他们的言论及作用，又是不合时宜的，注定了要陷入尴尬的境地，往往既不被权力当局所欣赏，也不断遭到了来自革命文学阵营的批判。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文坛上，在关于人道主义、关于“异化”问题的探讨中，在一度兴盛的“寻根文学”中，我们看到的也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人文型心态。一些作家重提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实质，仍不过是力图从人性回归的文化角度，思考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曲折。寻根作家们的心态特征是：不再满足于像“伤痕文学”那样，着重从政治的角度控诉和揭露“极左”思潮导致的灾难，而是希望透过现实生活的表现，从民族人文心理的历史积淀中，清理批判其中的消极因素，寻找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契机，同时实现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层突破。在莫言、韩少功、阿城、贾平凹等人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人文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