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20年代初，茅盾出任《小说月报》主编，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以《小说月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次长达十个月之久的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声势，参加的人员和发表的文章亦不很多，但它是中国亘古以来第一次具有严格意义的关于创作方法的论争，也是本世纪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唯一一次讨论。仅此一点，就有着不平凡的色彩。由于茅盾是我国文学泰斗，而自然主义在我国名声又不好，所以许多论著史书对这次讨论讳莫如深，或者一字不提，或者几笔带过，或者避实就虚进行善意地曲解和遮盖。本世纪即将结束了，在纷纷进行“百年文学反顾”的时候，我们不应忽略这一有意义的文学现象。 一 讨论的文学背景 这次讨论，表面上看是以茅盾为首的“人生派”因倡导自然主义诱发的，而实际上是当时一度陷入困境的文学状况引起的。看清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了解这次讨论的意义。 从史料上我们看到，“五四”至1921年形成中国文坛格局的主要是两家文学：一是“问题文学”，即“问题小说”、“问题剧”；二是旧派文学，主要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品。 “问题文学”创作热潮的兴起，主要是“五四”前后到1921年。“五四”时期，是一个充满现实精神和思辨气氛的年代。面对着因急剧的时代变革而提出的各种严峻的社会或生活课题，新文学作家们如饥似渴地吸收外国各种现代思想，来不及消化，就急于用来思索和解说那些社会人生问题。尽管这股创作热潮能够较真切地及时地反映出“五四”时期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揭示了现实丑恶，有助于启示青年读者探索人生社会问题，但从整体上看，除鲁迅等极少数作家外，大部分创作还很幼稚。很多作者的创作不是从生活的观察体验出发，而是从哲学或社会人生问题的讨论中的某一命题出发，然后将“问题”或“观点”通过一些简明的故事或单薄的形象加以阐明；满足于提出和讨论问题，而又急于为问题“开药方”。这种创作倾向，茅盾认为总的病根是不作实地观察，不重视客观描写，具体说有以下三方面的缺憾：第一，对要写的生活状况不熟悉，勉强写来，“总要露出不真实的马脚”；第二，作品中硬是“渗杂许多作者主观的心理，弄得非驴非马”；第三，“过于认定小说是宣传某种思想的工具，凭空想象出一些人事来迁就他的本意，目的只是把胸中的话畅畅快快吐出来便了，结果思想上虽或可说是成功，艺术上实无可取。”（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这种现象到1921年左右，并不见有好转的趋势，反而“愈蹈入空想和教训”。（注：李之常：《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文学旬刊》第46、47期，上海《时事新报》，1922年8月11日、8月21日。） 鸳鸯蝴蝶派滥觞于20世纪初叶清末民初之际，至袁世凯称帝前后趋于鼎盛，《新青年》等进步期刊的出现，才开始打破他们独霸文坛的一统局面。在新文学阵营的打击下，他们的创作活动有所收敛。“五四”后期，他们又恢复了生气，一度中断的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在当时的小市民阶层中有相当影响的《礼拜六》于1921年3月复刊，再加上原有的和新创办的《星期》、《红杂志》、《快乐》、《红玫瑰》等刊物，大有重霸天下之势，而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占领着艺术消费的主要市场。用现在的观点看，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有一些是具有可读性的，对本世纪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亦不无作用，其中一些作者还是从政治斗争激流中勇退的文人学士。但从整体上看，存在的弊端甚大：一是以单纯的“消闲”“游戏”为创作宗旨。文学本来就有娱乐的功能，单说此意无可厚非。问题是鸳鸯蝴蝶派把这种功能唯一化，以博读者廉价的一笑为己任。同时，打着“消闲”的旗号，把小说写成“嫖学指南”、“妓女起居注”、“黑幕展览”。叶绍钧批评道：“无论什么游戏的事总不至卑鄙到这样，游戏也要高尚和真诚的啊！”（注：《文艺谈（三十七）》，《晨报副刊》1921年6月12日。）茅盾则更直接指出：“小说家本著他们‘吟风弄月文人风流’的素志，游戏起笔墨来……竟空撰男女淫欲之事，创为‘黑幕小说’，以自快其‘文字上的手淫’”（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二是思想性“卑陋不足道。”“他们对于国家大事乃至小小的琐故，全是以冷嘲的态度出之，他们没有一点的热情，没有一点的同情心。”（注：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二集《导言》。）“言爱情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窃玉的旧套，言政治言社会，不外慨叹人心日非世道沦夷的老调。”（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三是艺术性粗糙。首先，缺乏对艺术的忠诚，“满纸是虚伪做作的气味”。很多人的创作都闭门造车，凭空想象出一些人和事，或在旧书上抄袭加杜撰而成。“竟有生平从未到过北方而做描写关东三省生活的小说”，从未“见过一个喇嘛，而竟大做其活佛秘史”。（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其次是公式化。很多作品都囿于悲欢离合和大团圆结尾的旧格式，形成“才子+呆子”或“才子+流氓”的创作模式。 面对着这种逐渐失去现实性或者流向庸俗的创作状况，“人生派”的作家忧虑异常，他们把求救的目光投向了西方。自然主义主张按照自然科学的态度、方法原汁原味地描写生活，把写实方法发展到了“极致”的地步，起着一种过正而矫枉的作用。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人生派”的作家看中了自然主义。认为“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自然主义的写作态度与方法，正好是新派小说上述弊病的“消毒药”，“对于浸在旧文学观念里而不能自拔的读者，也是绝妙的兴奋剂。”（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同时“校正国内几千年来文人的‘想当然’描写的积习”和“玩视文学的心理”。（注：沈雁冰：《纪念佛罗贝尔的百年生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2号（1921年12月）。）于是，他们倡导走自然主义创作的道路，“以自然主义的技术医中国现代创作的毛病。”（注：沈雁冰：《致周志伊的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1922年6月）。）茅盾则响亮地提出：“中国文学若上前，则自然主义这期是跨不过的。”（注：沈雁冰：《致赞襄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1922年2月）。）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