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西视野下新中国70年文学理论的演变(1949-2019)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9)05-0042-08

       一、作为“今中”的“新中国70年文学理论”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70年已是一段漫长岁月；但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当中，70年只能算是沧海一粟。作为一个在古老东方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无法孤立于世，她必须在以中西关系为主导的“世界中的中国”范围内确立自己的位置。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古今中西的视角，在为“新中国70年文学理论”进行更为精确的定位的基础上，描述其发展演变的轨迹。①

       从大的方面来看，对人文学术的观察视角无外乎“古今中西”②。它们又可组合成“今中”“今西”“古中”和“古西”四个象限，从而建构起我们审视中国文论发展的总体性认知框架。如我们所说的“中国古代文论”可以被自然划归“古中”象限，特指1840年之前的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西方文论”曾不言而喻地指20世纪之前的世界各国文论思潮③，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属于“古西”象限。“当代中国文学”一般特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发展历程，因此属于“今中”象限。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个“古今中西”在时间划分上并不一致的情形：西方并无一个明确的“当代”概念，而只有若干个被称为“modernity”的历史时期，如通常我们将文艺复兴之后视为欧洲进入了“现代文明”；也经常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也有的把十月革命作为“现代”开端的。因此，当我们以“今中”来匹配“今西”时，往往会将之简化为“20世纪的西方”。在“中西”问题上也同样如此，从“帝国时代”的“华夷”之辨到“转型时代”的“中西”之争，[1]以“中国”为出发点的“世界想象”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总体性的认知框架中，“今中”便面临着诸多认知上的“断裂”与“错位”：在“今中”与“古中”之间，存在一个“近现代中国”的中间地带；在“今中”与“今西”之间，存在一个“20世纪百年”和1949年为标志的“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巨大时差。与此同时，此前的“古今”边界也不再是一个稳定的约定俗成的二元结构，无论是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五四百年”，还是以鸦片战争为代表的“近代一百七十年”，都正在经历着一个不断历史化和传统化的过程。④

       从“小”的方面来看，新中国70年也已构成了一个足够长的时间跨度，在其内部也包含着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化过程。如中国文学研究者曾经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实践区分为“十七年”“文革”和“新时期”，这种三分法正是一种立足于“当下”(即言说者对当时所处的历史情境的认知)的历史化方法；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又出现了用以区分“新时期”的自我描述方式——“后新时期”；进入21世纪之后，面对网络文学的兴起，当代文学研究者开始形成“新世纪文学”的自觉；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新时代”则成为对正在发生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标志。

       因此，在“古今中西”的视野下，“今中”的历史性维度已经和正在呈现其“历史总体性”与“内在多样性”：“新中国70年文学理论”一方面承接了鸦片战争以来“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古今”剧变，另一方面也包含了“新时代”这一包含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趋势的“未来”指向。面对“新中国70年文学理论的演变”这一命题，我们一方面需要以一种整体性方式来把握其总体特征，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内在多样的复杂关系中显示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的不同特点，并在这两方面相统一的“新中国70年”的框架下，展开“今中”与“古中”、“古西”和“今西”的对话。具体而言，作为“今中”的“新中国70年文学理论”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新中国(含‘文革’)文论”“新时期(含‘后新时期’)文论”和“新世纪(含‘新时代’)文论”；其中“新时代文论”构成了“今中”所特有的当代性或者当下性。

       二、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新中国文论话语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围绕“古今中西”的问题曾经出现了一系列相关表述，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厚今薄古”“东风压倒西风”，等等，代表着新中国在处理“古中”“今西”和“古西”的思想资源时的基本态度和价值立场。所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即是明确以“今中”为立场，以是否对“今中”有用来作为判断“古”“西”价值的标准。“厚今薄古”和“东风压倒西风”也是在“古今”“中西”的二元中，明确“今”之于“古”、“东”之于“西”的价值优先性。于是，在文论领域，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寻求自身的理论建设的同时，也以“文艺民族化”作为文艺政策来推进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论遗产。这一举措一方面有着“发展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目标，⑤另一方面也对古代文论思想进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理论阐释和当代改造。同样，基于“中西”意识形态的对立，当代西方文论中的绝大多数理论思潮也都被归之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成为批判对象。因此，在新中国初期的文论话语建构中，“今中”始终处于与“古中”“古西”和“今西”的相对紧张的对立状态中，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强化“今中”的优先性(即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及对其他理论资源的“改造/批判”。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批判性继承与改造”正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