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2)04-0005-02 科学的本质是发现、是创新。一个半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创新正是它的生命与灵魂，是它永葆青春和活力的动力之源。 当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复杂而多变的时代。文艺理论多元共生的局面，比任何时期都突出和明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面临的挑战和冲击，也比任何时期都尖锐和严峻。在这个时候，如何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创新意识，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竞争能力，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的形态，以适应时代和文化进步的要求，已成为文艺理论界一项刻不容缓的使命和任务。 我们不能总是在已有的范畴和概念上打转转，而要在实践的推动下，在现有的基础上，实行一场“术语的革命”；我们不能总是步前人或别人的后尘，而要大胆地创造，提出一些既符合国情又有普遍意义的观点和命题；我们不能总是在老的思想材料和作品视野上重复论证已有的观点，而要不断联系现实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把理论探讨的深度和广度推向新的境地；我们也不能总是“自言自语”，放弃交流和对话的权利，而要拿出争辩和批评的勇气，对各种挑战做出中肯的、实事求是的回答。 当前“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已显示出强劲的势头和生机，它以其跨学科的方法、强烈的现实关怀、积极的参与精神、与大众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等特点，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相当关注的领域。文艺学上的“文化研究”，确已超越了所谓学院化文艺学研究的樊篱。应该说，这对文艺学科的拓展大有裨益。而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研究”方面，是很有优势、很有特长的。无论就种族、性别、民俗，还是就地域、阶级、政治，无论就社会公共领域，还是就大众日常生活，它都有自己的发言领地和论述资本。想一想马克思、恩格斯、梅林、拉法格，想一想普列汉诺夫、葛兰西、费里契、卢卡契，再想一想“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和杰姆逊、伊格尔顿，他们学说中“文化研究”的内容是多么的丰富和诱人！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文化研究”是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派的一个长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有机成分和不断更新的生长点。 但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把“文化研究”仅仅看成是兴起于50、60年代英国，70、80年代扩展到整个西方的学术思潮；把“文化研究”仅仅与所谓“文化工业”、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等学说相联系；把“文化研究”仅仅当成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解毒剂，当成“重建”文艺学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其实，所谓“后工业”时代文学理论可能会出现某些“解构”状态，可能会呈现研究的“两难”境地，这在国外学者那里早就预见到了。不过，客观地讲，一方面，这种“状态”和“境地”，只是局部，并非总体。“文化研究”只是文艺研究的一个分支。而另一方面，多数学者承认，真正能够系统地从“文化”入手，既揭示出文艺的“审美特性”，又能深入把握艺术生产、艺术消费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民众生活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恐伯没有比马克思主义更有效的学说。人们常见的一些陷入非历史化、僵化和绝对化泥坑的文艺见解，恰恰是那些离开了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著作中的产物。文艺科学求得的永远是对象“自律性”和“他律性”的统一。当我们从事“文化研究”的时候，其探讨对象是文化或对象的文化属性。如果把“广告”、“流行歌曲”、“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街心花园”、“社交活动”等，也作为文艺学研究的对象，并以此来“反思”文艺学、“弥补”文艺学、“重建”文艺学，那就变成用“一般文化”代替文学艺术，虽也别出心裁，但对文艺学学科来说，却是很难名正言顺的。 至于有的论者，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说，说成是“机械的阶级分析”，主张用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与多元性，用人的社会身分的超阶级维度（如民族、性别等）来分析文学与艺术，其意见也并不新鲜。这种带有“微观政治”学色彩的观点，只能说是一种迂回的、隐蔽的理论倒退。难怪有的西方学者也指出，这种文化研究是“把后现代文化主义分析置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之上，从而掩盖了经济和阶级对文化的决定作用”（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 当然，“文化研究”如何反映高新技术与“知识经济”时代人类审美文化的变迁，如何与20世纪的形式分析、结构主义、叙事学、符号学等“内在研究”文论融合起来，如何科学地解决“文明的冲突”，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而这种思考，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无疑可以充当理论创新的排头兵。 这里，我想着重谈一谈创新的科学性问题。面对日新月异的文学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的，这是它的功能所在。但是，这种回答必须具备科学性，它才具有实际的创新价值。而科学性，说到底，是它提供人们把它当作相对彻底、严整的意见去研究的特性。那种“由各色各样的成分拼凑起来的可以分割的折衷主义理论”，那种缺乏在整体联系中认识事物的一切方面和环节的理论，是不能算作具有科学性的；那种喜欢把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页），编制组装细大不捐、辞典式“概论”的作法、那种习惯把“结论”变成没有成为结论的发展、故步自封的东西的作法，也是很难去创新的。其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真理，它不是一个凝定的体系，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方法”、一种“阐明”的“过程”存在的。这大概就是它的质的规定性。因此，要想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要想获得创新性成果，就必须按照它的方法，去研究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而不能像有些人那样，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作“宏观大系统”，其他文论只是次级的系统，二者之间有包容与涵盖的关系，并试图以此结构来吸纳各种文艺理论研究的成果。这种想法固然宏阔，但它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独有的立场和方法论特点，忽视了其他理论也具有的“元理论”性质，这是很容易窒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命力的。 此外，当前颇为流行的一种“体验式”文艺理论，也值得警惕，这种理论是以“创新”的面目出现的。它强调要以与文艺创作相同的思维进行理论思考；强调要在灵感和激情中，体悟思者的诗意之存在；强调要排斥理性、本质、普遍性、科学等“宏大叙事”，走向个体主义的感悟。这种极端人本主义的主张，在理论研究中有各种各样形式，但在根本上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文学理论科学性的剔除，恢复或者说保持理论活动在感性阶段的思维特征，排斥所谓“逻各斯”霸权。这种理论“创新”，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批评的自然人本主义那里，在上世纪西方张扬非理性的“生命哲学”、“生命美学”那里，似乎都可以找到它的理论源头和基本内容。这种随心所欲的“创新”，多少有点像拆了真庙盖假庙的味道，其骨子里渗透的是伪装起来的懒惰与平庸。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的虚夸和傲慢。记得有位先哲讲过：真理探讨本身应当合乎真理，不仅探讨的结果应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是合乎真理的。以此衡量，放逐“科学性”的理论“创新”，是令人怀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