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 （2001）02—0089—06 一 做小说的阿城出国以后，未见再写小说，倒是写了不少读书笔记。在阿城的两本书里都提到这样一件事： 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起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一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脚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近在眼前，于是再涉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这是我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很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净，重为天真。[1] 一向喜欢六朝志怪、唐传奇以及纪昀、蒲松龄的阿城，其小说是笔记体写实，似乎并没多少“缥缈”的成分。倒是他尊为“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人才”者，写实的风格中每每荡漾出幻奇的色彩。 莫言的《儿子的敌人》写一个孙寡妇，有两个儿子，老大孙大林死在前年冬天的战斗中，小林今年19岁，是个号兵，此刻正在攻城的队伍里。战斗打得很激烈，枪声、呐喊声、军号声漫若潮水。到中午，激烈的枪声之后，她再也没听到军号声。她知道自己的儿子死了，军号不响，就说明儿子死了。她晃晃荡荡地出了家门，到前线下来的担架队里去寻找自己的儿子，始终没有找到，悲痛欲绝地回到家里，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女卫生员领两个民伕把她儿子抬回来了，女卫生员告诉她，她儿子牺牲在冲锋的队列里，请她验收。但打开席筒以后，她发现死者不是她的儿子。民兵队长很气愤，说怎么竟把一个敌人抬了回来。孙寡妇蹲下去的时候，听到死者发出细微的声音，请她认他为儿子，不然他就会抛尸野外，被野狗吃掉。孙寡妇认了这个儿子，帮他洗涮，换上小林穿过的旧衣裳，并拿出家里的木柜子给他做棺材。正这时候，她听到有人在胡同里大声喊叫，这是孙小林的家吗？她急忙起床，见女卫生员的身后，两个民伕抬着一副担架，担架上捆着一根粗大的席筒。女卫生员满面悲凄，低声问讯：这是孙小林的家吗？ 小说到这里戛然而止。 小说写梦并不少见，莫言笔下的梦所表现的特色，一是从头至尾不言一个梦字，看出这是一个梦，需要阅读的细心乃至于需要二三遍地重读；二是梦占据了很大的故事容量，不仅是文字长度，也包括心理空间；三是作为梦中故事的延伸，梦里梦外是衔接的、打通的，互为隐喻或者互为表里的。具体说来，梦里所描述的担架上的死者是儿子的敌人——另一个母亲的儿子，梦外即将揭开的席筒里的死者是儿子——另一个（母亲的）儿子的敌人。敌人与敌人的关系是可变的、不定的，儿子与母亲的关系才是真实的、永在的。战争的残酷不仅表现在它需要流血牺牲，更表现在它既是摧毁亲情的，也是“阶段性”的。 这是一个不容易把握的主题，既要避开俗套，还要避开人性至上的单一性，较好的处理办法是寻找故事讲述的方法，构成阅读的紧张期待。莫言以梦里梦外的两个场景错位，既表达了耐人品味的主旨，又以小说的幻奇色彩调动了阅读兴奋点。 比较阿城在阅读笔记里时常提到的唐宋传奇、“怪力乱神”，当下小说的幻奇色彩大都与现实主义手法紧密相关。即使如莫言这样从小生活在鬼怪成为“世俗构成”的农村（阿城感叹自己1949年以后在城里生长的人，只知道“阶级斗争”，未受过鬼怪事故的熏陶），其小说也是现实为主，幻奇辅之。他的中篇小说《牛》、《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前者写“文革”时期因养不起牛，又不能杀牛，只好请人阉牛，以防止牛蕃衍过快。这是以真实的荒诞做前提的娓娓叙述。后者以运动会的概写，穿插“捡鸡屎运动”与右派朱老师和寡妇通过地道的恋情，印证特定时代的某些虚妄性。概乎言之，莫言的主导写作倾向是“实中虚”，这不同于寓言体的表现方式。寓言体的表现是以舍弃读者的当下真实感为基础或者为代价的，幻奇的作品表现，其幻奇性服务于作品的可读性及舒展性，它的边界在于：不以牺牲大众阅读经验为阅读基础。现实写作与虚构表现如何统一，这是当下小说创作的一个难点。《尘埃落定》的作者这样表述过：“在我自己摸索小说已经十多年了，却一直缺乏把理想情景与日常生活的感觉相互调和的能力。我们很多小说，要么在理想的境界里因真实感的丧失而害死了自己，要么太多的日常感受而没有一点美丽的东西，让人爱不起来。” 这里的日常感受，可以释义为写实，理想情景或美丽的东西可以释义为作者的艺术表现力，而得当的幻奇性正是成功的艺术表现的一部分。幻奇是孙寡妇梦中所遇儿子的敌人，是朱老师打地道去会的情人，是莫言芦苇荡中怕吵的红孩儿——尽管红孩儿可能没有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却是一个作家笔意灵动的生活垫底。 二 如前所述，幻奇性是不甘于小说胶滞生活的笔底润滑，它在进入作者的虚构视野时，具有不同的切入点或结穴点。或是吊诡的故事，或是怪诞的情节，或是恍惚的人物，或是细节的若真若幻，或是意蕴的满布疑云。 铁凝无疑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不管她早期的《六月的话题》、《哦，香雪》、《玫瑰门》，还是晚近的《无雨之城》、《秀色》、《树下》，都以或批判或温情的笔调状写生活。但是她也有一些小说下意识或显意识地在寻求表现上的突破，譬如《B城夫妻》， 其表现背景应是作者生前的生活，或许因为50年代公私合营时候的故事背景与作者既相隔着心理空间，同时又未必相距遥远，正好拿来做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艺术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