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1）03—0059—03 从“个人式写作”到“欲望化叙事”是先锋文学的一次深刻的变异，显示了当下文学的某种精神流向。描述这一奇特文学景观及其演变过程，揭示“个人式写作”和“欲望化叙事”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因果关系，也许是当代文学反思的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一 作为“实验文学”的叙事法则，“个人式写作”被赋予了超越意识形态写作的先锋性意义。这一偏激命题显然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最具冲击力的挑战和破坏。作为“宏伟叙事”和“民族寓言”，20世纪中国文学始终是一个民族振兴腾飞的精神幻像，抒写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新时期文学是对“文革”极“左”文艺路线的否定，但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下依然是“现代化”和“大写的人”的演绎，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小说乃至前期现代派小说，都是对新时期意识形态合理推论的形象化表现。正是对政治与道德的双重承诺，新时期文学才获得它的实践性品格和耀眼的辉煌成就。而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作为文化转型期精神表征的先锋文学却逃离了这一深厚的传统，“个人式写作”意味着当代文学不再讲述作为集体想象关系的意识形态神话，开始脱离文化整合背景而自行其是。先锋理论认为：“根本对立的是个人写作与政治承诺的对立。如果说这种写作也是一种寓言的话，那么这是关于个人的生存方式逃避政治诺言的寓言。”[1]（P14）因此致力于个人化经验的发掘和诗意抒写以解构既定的语言文化秩序，便成为先锋文学参与当前文化精神的解构与再造的独特姿态与方式。种种奇思异想，偏执的幻觉意象，偶发的片刻的内心体验和诗意感悟在故事的边缘不断地溢出，它们既瓦解了故事的完整性，本文的深度模式也被拆解。马原是拆解深度模式的第一人。他的《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是个人式写作的滥觞。作者给我们讲述的一些虚幻无比的故事，他的那些假定式的人物神出鬼没，没有固定的身份特征，以分裂的形象在不同的作品里出没，因而人物的真实性和历史依据丧失了，无法指向既定的文化秩序。他的复合叙述和立体叙述，有效地扰乱了真实的界线，虚构性被有意地突出和强调，真实性被消解。而文学的真实性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马原的探索一开始就远离了意识形态中心，它不是80年代中期与意识形态对话的产物，毋宁说是通过个体化经验的书写来告别意识形态写作。他这种反抗意识形态普遍化的叙事方法被视为当代文学历史转型的重要标志。随后的苏童、余华等晚生代作家给我们讲述了一段段年代久远的历史故事。然而这些历史的叙事却是对“历史性”最大的消解和破坏，家族衰败史没有被置放在历史进程的因果关系及其合理性的思想背景下，不是传统的历史真实性观念的形象演绎。叙述人的超历史的对话与讲述，使叙事变成了个人幻想的体验，一次对罪恶和苦难的偶然经历，一种精神冒险的语言游戏。而孙甘露则是“个人式写作”最极端的尝试者。他的《信使之函》中那种随意的语言感悟式拼合标志着故事的死亡和文化的整合意义的彻底丧失。 “个人式写作”表明了文学的话语化倾向。一切都是话语，一切都成为话语。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和解构哲学构成了先锋文学的理论背景。当德里达将索绪尔的语言“差异性”理论延伸并绝对化，宣称“差异性”是语符的根本属性时，能指与所指的统一性便破裂了。语言并不指涉客体、实存或真理，而只在自我指涉的结构中运作，是一道无尽的能指链。于是语言侵入了实在，“这就是中心或起源缺乏的时刻，任何东西都成为话语”[1]（P32）。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作为西方解构哲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种回应，是中国当代文明情景的一种表征——显示了当代文化精神的分离和危机。在先锋们看来，放逐“所指”，便是从根本上破除了文学的政治承诺和意识形态传统；语词游戏和能指化是文化困厄情景中抵御精神危机的有效策略。马原是用叙事圈套制造语言迷宫，破除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格非则用“叙事空缺”破坏传统故事的整合意义；孙甘露用超量、过剩的语言和“闪烁的能指群”彻底放逐“所指”，文本成为无底的游戏。而当一切都话语化时，文学的生存论层面上的体验和蕴含，反映现实、组织生活、构造意义的功能便消失了。“个人式写作”通过对个体化经验的发掘找到了文本话语化的叙事策略。 先锋理论宣称，“个人式写作”将导向一个“从容启示的时代”，“这不仅是个人表白权利的更新，同时是文学和理论话语更新的起点。胜过所指的话语是快乐的话语”[1]（P11），许诺文学将摆脱意识形态的负累而走向人的精神的彻底解放。然而幸福快乐的前景并没有来临，“个人式写作”并没有造就辉煌的业绩并开辟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却在90年代伴随着先锋文学的衰落而成为旧日风景。随着市场经济法则的全面确立，当代人获得了新的生存体验和精神困境，而语言的乌托邦并不能抵御困厄中的文明情景。语词的过度游戏耗尽了“解构”的热情。随着意识形态的紧张态势的缓和，人们政治情绪的淡化，“个人式写作”的革命意义便大打折扣，先锋文学无可奈何地老去了，“先锋后”的文坛将会出现什么样的风景呢？ 二 世纪末文坛的一大景观是先锋文学的通俗化转向。作家们纷纷现出他们的世俗本性，向大众通俗文化输诚，其热切姿态甚于当日“先锋”的偏激。这不仅表现在作家们开始重新讲述形式严整规范的故事，放弃激进的文体试验，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写作开始进入市场消费文化大潮的更替消长之中，其市场谋略和商业化运作的机心，丝毫不逊于他人。几年前新状态文学的倡言和炒作，给“先锋后”的文坛带来了喧哗的骚动。无论从此类作品的叙事特征、审美情趣，还是联袂推出、刻意包装的商业化炒作，皆迎合了当下的某种时尚，是当前主流的消费文化的产物。对先锋文学而言，这是一次变异也是一次演进。正如某位倡导者所言：“新状态文学是走出80年代的文学，它经过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和‘实验文学’的过渡，完成了对80年代文学的某种超越。它仿佛拙于设计和结构，突破了主题表现的寓言模式。它还具有一种无视创新的创新意识，超越‘实验文学’的探索神话，走出形式模仿的困境，融合作家对现实状态的感悟，开拓出新的可能性。”[2 ]“突破主题表现的寓言模式”表明它延续了“实验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写作的品格，“超越实验文学的探索神话”表明它放弃了形式变革的孤标独举的先锋姿态，而更多地表现出对大众审美需要的俯就和迎合。在世纪末的日子里，它造就了怎样的文坛景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