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归纳既往”比“规范未来”更合学问之道，而且前者若能以公允平正、叙议广博为镜即多有收获；后者却既难逃“空疏”之讥，更兼有“盗名”之嫌，故聪明之人常常不耻于前者而警告于后者。但是，身逢震动之时，以往所赖以维系生命价值的思想文化尽管步履艰窘、延宕百年还是不免于剧烈地转型，那惯常的人文精神失落于某日黄昏的时候，我们有了给自己寻找出路的勇气；我们不学“舍我其谁”的雄霸气，也不屑于以各种借口逃避责任的奴才气，我们只是将自己的思考表达出来，诚恳地迎候方家的批判。 大凡一种主张的提出，都要依傍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更要对这现实的社会作出尽可能准确的把握。我们将社会转型作为立论的基础，那么，对转型社会的把握便是所有理论建构的命根子。 一、社会转型期“新市民”的崛起 从人类既往发展史可知，社会进步是非等速的：社会时而相对稳定，时而剧烈变动。正是基于此认识，才有了所谓的社会转型说。同时，中国当下社会正因为经济、政治各领域深广的变革，而无可逃避地融入世界发展主潮流，那传统的宗法封建式农业文明经百年痛苦的寻觅之后，开始了向现代化的工商业文明真正的跃迁——这则是我们今天谈中国社会转型的由头。 任何一次社会的变革，都可证之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以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清廷作为宗法封建帝国的最后一环，自始至终处于变动的可能之中。康乾以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士）因清廷屡兴文字狱以及取士科举制的改革而发生分化，最突出的是江浙地域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并因此打破了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的一统的生命价值取向，转而或者研习考据之学，成为专业学问家；或者侧身幕途，成为既介乎官民又超越官民的颇有批判特质的自由知识分子；或者专心西学，为咸同之际曾、左之流创办洋务准备干部（如徐寿、华衡芳等）。特别是清末，已长成气候的职业知识分子更是直接充当社会变革的思想者和行为者，他们以办报刊、办学校以及从事文学创作等方式向社会大众传播新思想，介绍西学，诠释传统，积极涌起社会变革之波。从辛亥废除帝制到五四倡行新文化都是以职业知识分子（或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力军。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职业知识分子的崛起，其思想和行为构成了中国近代百年文化的主流，并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推到接受现代化改造的前台。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注重平民化，提倡平民思想、平民文学、平民精神，此举演而化之，成为四十年代的解放区和解放后的全国范围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理论基础，使千百年来一贯被视为群氓的、缺少教养化育的平民百姓，一跃而成为中国社会的先进阶层，进而还主导社会思想革命，知识分子却转而成为受教育的对象。从五十年代的“深入生活”和“新民歌运动”，到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乃至贯彻整个二十七年的非知识化思潮，无不与工农兵作为一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勃兴关联着。 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改革连着政治改革，中国社会各阶层又发生了一次深广的整合。经济领域的改革坚决贯彻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利益为原则，经济体制遂由计划型转为市场型；同时，经济改革的影响波及其它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在“技术第一”、“知识就是力量”的社会价值取向之中政治也逐步改革，其技术化特征越来越鲜明。与经济、政治等社会领域发生共时性变革的，当然还有社会中人及其社会地位。随着政治技术化程度的加深，士兵首先被请下了政治舞台；农民也脱去了最靠近共产主义的公社社员的光环而在农村经济改革中定位于农业生产承包人；工人回到车间，凭日产值取酬，因而也远离了文化批判领域。同时，科学力量被社会中人抬举到救苦救难的菩萨的位置，“工农兵”本身所拥有的科学话语能力的实际水平，也决定了这一曾经一度兴盛的阶层再也不太可能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人，并且也失去了再一次“三结合”到权力意志中去的机会而注定了其文化、政治的边缘化趋向。然而，工农兵边缘化之后留下的空缺却并不能由知识分子或其他原有阶层大包独揽；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以人文精神的传承者自居，在实用主义经济和技术化政治为主导的社会变革之中，他们也很快地暴露了疏于操作的老底。“新市民”于是应运而生。 市民即市俗之民，是近代意义的工商业的操作者。西方国家的市民阶层还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属性，是主导工商业文明，开创现代化的主力军。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市民最早可以追踪到明代江南机户（也有人以为唐宋之季的城市商户就已经具备了某些市民特质），但其发展缓慢，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技术入侵，沿江海的某些口岸产生了一批西化的市民，却因力量太过弱小不能被视为一个阶层（这一看法不适于香港特区）。此后，中国现代意义的工商业一直处于一种病态的发展中，市民的独立意志并没有最后形成，在道统承续者知识分子和时代幸运儿“工农兵”面前，市民一直是一个失语的群体。他们既无能反封建，也无能建立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他们的存在却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见证人，其命运可当作现代化在中国之遭遇的标本。 我们之所以将今天的市场经济的主力军称为“新市民”，是缘于其具有诸多不同于历史上的市民的特质，甚至也不同于西方意义的市民： 首先是新市民的兼职性。今天的中国新市民多属于第一代，是“半路出家”的，所以他们的阶层背景极其复杂；他们与其他阶层有着极其密切的、藕断丝连的关系，这就决定了新市民的兼职性。新市民来自社会各原有阶层，他们中有文艺家，有科技专家，有各级教师和各类在校学生，有机关干部，有中下层行政领导，有高干子弟，有停薪留职的工人，有因各种原因背井离乡的打工族……他们所领有的新市民身份多半是暂时的，大部分人受利益原则的驱动，具备先在的“捞一把就开溜”的乌合之众心态；他们不愿意立刻舍弃原有的身份。这种兼职市民因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决定着新市民的社会职能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