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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批評”是從文學批評開始起步的，塞吉維克的著作《男人之間：英國文學與男同社會性慾望》應是一個起點。在該書中，作者提出了“男同社會性慾望”概念，認爲這一概念雖然多有矛盾，很難清楚定義，而且本身充滿對同性戀的歧視，但男人們確鑿無疑是在用它塑造着社會身份。她還引經據典地說明，從古希臘開始，“男同社會性慾望”就在促進“男性紐帶”的形成；而女性之間的關係，甚至男女之間的關係，在它面前顯得不值一提。1999年，巴特勒在給《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一書所寫的“再版序言”中，稱沒有想到她當年這部著作會影響如此之大，而且挑戰性地“介入”了女性主義理論，甚至被視爲“酷兒理論”的奠基作之一。即便彼時，她知道自己筆下這個文本也還是女性主義本身的一個部分。巴特勒注意到，她與霍米·巴巴、斯皮瓦克、齊澤克等人的著作究竟是屬於文化研究還是批評理論，學術界是有持續爭論的，但她覺得，這恰好表明，文化研究與批評理論之間的森嚴壁壘給瓦解了。而這一切，終究是受惠於讓人一言難盡的“法國理論”。巴特勒2009年的《模仿與性別不合作》一文，根據保羅·弗萊的分析，結尾處“假如艾瑞莎對着我唱歌”一語，事關文學理論。“酷兒批評”的代表作可推哈爾普林的著作《聖福柯：走向一種同性戀聖徒傳》。該書緣起於理查德·摩爾1992年出版的《同性戀觀念》一書對他1990年的《同性戀一百年》的批評。哈爾普林認爲，福柯是身體力行地實踐了他爲邊緣話語張目的政治主張，這也是福柯的生平甚至比他的著作更持續不斷影響了整整一代學者、批評家和活動家的原因。如果說“酷兒理論”正是在追隨福柯的道路上應運而生，那麽，雅戈斯1996年出版的《酷兒理論導論》，標誌着男女同性戀的研究過渡到研究“性認同”這類無邊無際的概念上了。以“性”爲中心來講解“酷兒理論”和“性別操演”的個中究竟，由此也成爲性別批評的熱門話題。然而，回看當年的福柯，雖然曾寫過三卷本的《性史》，但也從來沒有直接談論過什麽是“性”。
“性別批評”在當今西方文論中尚未構成一個流派，緣由之一是對“批評”一語如何理解？若按照約定俗成的認知，理解爲文學和文化批評的話，那麼，可能發現，“性別批評”作爲“女性主義批評”的後現代狀態，以及作爲男同性戀研究、女同性戀研究，進而言之“LGBT”[女同性戀者(Lesbians)、男同性戀者(Gays)、雙性戀者(Bisexuals)、跨性別者(Transgender)英文首字母縮略]研究的委婉說法，它並不經常以文學文本爲批評對象。也許假以時日，這個現象會有所改觀。但同樣不容忽視的是，性別批評，甚至其極端形式“酷兒批評”的起步，卻真是從典型的文學批評開始的。 一 男同社會性慾望 1985年，執教於紐約大學的塞吉維克(E.K.Sedgwick，1950-2009)出版了《男人之間：英國文學與男同社會性慾望》一書，該書可視爲“性別批評”的起點。七年後，她又給此書添加了一個“新版序言”。在“序言”開篇，她便告訴讀者，當年寫作此書的時段裏，她本來很可能是在食品店裏打工——那是一個工作機會稀少、“女性主義批評”幾成眾矢之的時段，她的終身教職又渺無蹤影，唯獨這本書的寫作本身成了莫大的快樂。這段不無心酸且又自豪的個人回憶，可以讓人們看到，塞吉維克當年寫作這部後來讓她迅速成名的大著，是怎樣帶有深刻的個人印記。 在該書的“導論”中，塞吉維克開宗明義地交代，她有意討論英國文化中一段相對比較短、比較新近，也比較容易理解的時光；具體地說，是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的小說所反映的這段光阴。這個時段，無疑是光彩奪目的，其間經濟、意識形態、性別態度都發生了嗣後影響深廣的變化。但最重要的是，“男同社會性慾望”(male homosocial desire)隨之發生變化，呈現出了新的形態。所謂“男同社會性慾望”，塞吉維克給出的解釋是，這是一種矛盾修飾法，有意同時表達歧視與悖論。它的前提是“同性社會性慾望”(homosocial desire)，這不是新鮮的話題，因爲它在歷史和社會科學中露過幾面，指的是同一性別中人們之間的社會紐帶；但這個概念既來源於“同性戀”，又與“同性戀”有所不同。特別是當它被用於“男性結合”這類活動時，在社會中會引起強烈的恐懼和憎惡感，造就是人們所說的“恐同症”。故而，將“同性社會性”拉回到“慾望”和潛在的情色軌道上來，也就是在假設，“同性社會性”與“同性戀”之間的某種延續關係似乎是牢不可破的。 塞吉維克指出，雖然在大多數人看來，上述同性社會性和同性戀之間的延續關係，今天是搖搖欲墜了，但是她覺得這聯繫依然是完好存在的，不是存在於基因遣傳之中，而是說男人們依然是在用它來塑造着社會身份。這也是“男同社會性慾望”這個概念的由來。塞吉維克指出，這個概念雖然多有矛盾，很難清楚定義，而且本身充滿了對於同性戀的歧視，但實際上它是與其他表面上一目瞭然的關係，諸如友誼、師徒、競爭等，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而後者無一例外涉及與女性的關係，以及作爲一個整體的性別系統。“男同社會性慾望”當然與“男性同性戀”比肩而生，但是在塞吉維克看來，兩者之間牢不可破的紐帶卻不在於性器官的接觸，而在於寫真男人和其他男人之間的更具有社會性的關係。 然而，塞吉維克是女性，她對男人與男人之間的情感瞭解又有多少？塞吉維克自稱，她對這個問題是有清醒認識的。在1992年《男人之間》的新版序言中，她說，該書出版若干年後，有一次她遇到邁克爾·林奇(Michael Lynch)，這位男同性戀研究的先驅告訴她，他讀《男人之間》的第一個反應是：“這個女人想法不少，可是她對男同性戀其實無知！”塞吉維克坦陳，林奇沒有說錯，自己多年來是在女同性戀圈子投身於女性主義文化和批評，在真實生活中，公開的男同性戀者，她衹認識一個人。她對此的辯解是，到20世紀90年代，學術界對男女同性戀的研究已經精細入微，訴諸行爲，而且有“酷兒研究”(queer studies)嶄露頭角，以往的性別、種族、性定義的邊界縱橫交錯，壁壘已經紛紛破解；所以，雖然她個人經驗可能單薄，但依然爲這本書感到自豪。 之所以用“慾望”(desire)而不是用“愛”(love)來凸顯“男同社會性慾望”裏面的情色成分，塞吉維克解釋說，因爲在文學批評中，“愛”經常是指向名某一種特定情感，“慾望”則用以命名某一種結構，所以用“慾望”這個詞，更適合深入“力比多”(libido)的精神分析層面。“慾望”不是指特定的情感狀態，它波及更廣泛的社會情感力量。塞吉維克援引美國古典學家肯尼思·多佛(Kenneth J.Dover)有爭議、傳佈廣泛的著作《古希臘同性戀》(1978、1989、2016)，強調該書中提供的考古學、哲學、文學文獻等證據都表明，同性戀古已有之，在希臘文化中廣爲流佈，也是合法的行爲。不同階級、不同公民階層以及不同年齡的年長男人追求少年，在古希臘文學和哲學中的描寫，浪漫一如後代異性之間的情感。但是，這裏涉及社會問題，因爲少年方面是處於被動狀態，同時隨着少年進入成年，角色便也發生位移。對此，塞吉維克注意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