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典关键词研究的中国范式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建中(1955- ),男,湖北荆州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论及文化研究。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河北学刊

内容提要: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称“一个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而不是一个学科领域”,元典关键词研究团队在长期的探索之中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并在这一范式的支配下志道启钥。元典关键词研究的中国范式不仅自洽自足,而且具有某种普适性意义和价值,其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可表述为三个“三”:范式构成三元素(革命·团队·范例),范式生成三要义(遴选·阐释·方法)和范式转换三阶段(旧话·危言·新语)。“团队”用“范例”完成“革命”(话语转换),故“范式三元”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关键词遴选之命大、力大和幅大,关键词阐释之词根性、坐标性和再生性,关键词方法之不可定义性、高度语境化和跨学科视野,“范式三义”动摇并取代旧范式的“分科治学”、“辞典释义”和“经义至上”。从常规时期的“旧话”到反常时期的“危言”再到革命时期的“新语”,“范式三阶”以话语开创推动并促成范式革命和话语转换。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0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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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0)02-0001-06

      学术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无论是大型项目还是中小型课题,均需要建构自己独特的“范式”,即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笔者主持“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这一重大项目,历时十余载,成果(论文和专著)300余万言,可谓已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元典关键词理论范式”。这个中国范式的基本内容,囊括了元典关键词研究之遴选标准、阐释路径和方法论原则。同时,这一中国范式在两个层面超越其具体领域(元典关键词研究),从而具有某种普适性意义和价值:一是“范式构成”之三元素(革命、团队和范例),一是“范式转换”之三阶段(旧名、危言和新语)。本文以元典关键词研究的理论范式为核心,依次讨论范式构成之三元素、范式生成之三要义和范式转换之三阶段。

      范式三元:革命·团队·范例

      在自然科学领域,“范式”的转换被称为“革命”。美国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这样的问题:科学革命的本质是什么?它们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对此,库恩的回答是:

      (科学革命是)科学发展中的非累积性事件,其中旧范式或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1](P79)。

      库恩还指出,“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他还列举了科学史上的一些著名的例子加以说明,比如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燃素说到氧化说,从光的微粒说到光的波动说,等等,都属于科学革命即范式转换。而在范式转换的过程之中,“界定正当问题、概念和解释的标准一旦发生变化,整个学科都会随之转变”。谈到范式转换的作用和功能,库恩强调:“范式不仅给科学家以地图,也给了他们绘图指南。在学习范式时,科学家同时学到了理论、方法和标准。”[1](P88—93)

      库恩尤为强调在范式转换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学术团队。那么,“范式”与“团队”是一种什么关系?库恩指出:

      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认可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因此,接受新范式,非常需要重新定义相应的科学[1](P88)。

      那么,学术团队在“范式转换”中到底扮演着何种角色?库恩主张:

      一个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而不是一个学科领域。不论是范式指导下的研究还是动摇了范式的研究,对它们的研究和把握都必须从确定从事这种研究的团队入手[1](P151)。

      就笔者所主持的“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而言,要理解元典关键词研究的中国范式,首先得理解我们这个学术团队,了解这个学术团队的相关学术成果。2012年,笔者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正式启动。实际上两年之前的2010年,我们团队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工作已经开始。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十年寒暑,十年艰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是正式出版学术专著6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二是阶段性成果获省部级科研奖励4次;三是阶段性成果(专著)《中国文化:元典与要义》入选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基础类重大项目代表性成果”;四是阶段性成果(系列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全文转载16次,引用近300次:五是完成最终成果即系列学术丛书六种共180万言的撰写(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刊行)。

      英文Paradigm,可译为“范式”(或“范型”“典型”“模型”),亦可译为“范例”。前者是“综合的”用法,后者则是“局部的”用法。我们对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的研究,既有综合性的即“范式”层面的成果,亦有局部的即“范例”层面的系列成果。就整体意义上的“范式”研究而言,我们在清理关键词研究之学术前史和寻找元典关键词之语义根柢的基础上,建构起元典关键词研究的理论模型。就局部意义上的“范例”研究而言,我们的工作成果可表述为三个层面:一是分述元典关键词的三大路径:创生路径、诠解路径和传播路径。二是辨析元典关键词研究的四大范例(或者说是范例层面的四大“范式”):语言学范例、阐释学范例、学术史范例和批评史范例。三是对先秦儒、墨、道、法、兵诸家元典关键词的个案研究,这其中又包括了元观念类的“大词”、核心观念类的“中词”以及思想文化术语类的“小词”。这三个层面的“范例”研究,其学术旨趣和理论目标,既是为总体性范式提供“共同的范例”和“具体的谜题解答”,亦是实现关键词研究的范式革命即建构新范式以取代旧范式。于此,我们看到范式三元(革命、团队和范例)的不可分离和相得益彰。

      范式三义:遴选·阐释·方法

      元典关键词的研究,大体上分为三个步骤,相应地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步是遴选,是从成百上千的普遍词中遴选出关键词,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依据什么说这些词是关键词?或者说,这些词之所以关键的合法性依据何在?第二步是阐释,是诠解关键词的历史语义并揭示其当代价值,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阐释工作始于并止于何处?阐释路径如何形成?第三步是方法,特定领域的学术研究必然有特定的研究方法,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元典关键词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是什么?这些原则与关键词遴选及阐释有何内在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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