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日的中国学界来说，后殖民主义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了。早在1993年，国内颇有影响的《读书》月刊第9 期登载了两篇介绍东方主义和萨伊德（Edward Said ）的文章：张宽的《欧美眼中的“非我族类”》和钱俊的《谈萨伊德谈文化》，对萨伊德的两部重要著作《东方主义》（1978）和《文化和帝国主义》（1993）及其思想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和评析。尽管这一介绍和评析没有使用后殖民主义的字眼，但至此，东方主义作为后殖民主义一种有影响力的批评视野，开始对中国学界产生诱惑，一种新的话语可能性已经在中国学界面前确定无疑地展露出来。之后，对西方后殖民主义进行专门介绍的有北京学者王宁、罗钢，旅美学者徐贲和南京学者丛郁等人，但他们的介绍迟至90年代中期以后才陆续出现〔1〕。而在他们之前，其他一些学者如张颐武、陈晓明、戴锦华、邵建等人，已经开始试着把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这一话题植入中国当前的批评语境，从这一全新角度具体分析中国当前文化和文学中存在的所谓的后殖民主义现象〔2〕。所以， 当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和理论话语受到中国学界的接纳和重视时，当中国学界把自我的批评视界重新架构到东西方或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关系之上时，他们没有全面而深入地介绍和审视后殖民主义本身，而是更多地关注新理论话语的批评实践功能，关注新话语与中国当前文化和文学状况的结合，从而或展示一种新的批评价值，或追求一种理论话语的深度，或体验一种对话的意境。从这一基本情形出发，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学界接纳后殖民主义的动机和特征，也不难发现中国学界的后殖民主义是一种什么样式，它给中国学界的批评话语带来了何种变革性意义，以及它可能具有的某种局限性。本文拟对上述诸方面进行一次简要的检视和评判。 后殖民主义话题在中国的出场背景 在90年代到来以前的几乎整个80年代，中国学界的兴奋点一直停留于全球化的国际关系之外，处于一种“殖民化”的失觉状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时的中国学界在国门洞开、从西方大量进口新理论和新学说之时，还没有对这种引进的行为本身及其后果作任何形式的思考，更不可能从国际战略关系和文化影响的意识形态意义上来作任何评判。一种乐观情绪持续地弥漫其间。的确，80年代的中国学界有太多自身的历史问题需要清理和批判，80年代的中国学界需要强有力的批评武器来进行这种清理和批判，而这种武器只能来自西方，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因此，与经济上的现代化话语相匹配，理论上的现代性话语成为中国学界首选的基本话语形态，它的核心内容是经过中国学界的接受视角定位的关于人的学说：从神性到人性，从政治强权到人道主义。这实际上是整个80年代中国学界的话语呼唤，它构成了中国学界现代性工程的核心内容。当时中国学界的反思和批判完全是历史意义上的扬弃过程，尽管西方露脸的频率非常之高，但却被完全纳入到了中国学界自我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所以，在共时的国际空间中，中国对自我的第三世界境遇无暇顾及，而是试图把空间问题纳入时间领域来解决，甚至把文化差异问题潜在地纳入历时的进步观念来解决。面对西方经济和文化制造的精致而富于先进色彩的话语形态，落后者除了虔诚之心，恐怕再也难以有其他妄想了。拿来，为我所用，这恐怕是中国学界当时的唯一想法。同时，中国传统意识（古代的和现代的传统意识）中那种追求整体、统一和线性的认知模式也弱化了中国学界的共时空间的存在意识。国际间文化关系问题只能（暂时）被抛在舞台幕后的暗处。然而，随着90年代的到来，情况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张颐武在90年代初发表的一篇文章是这一变化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1990年《文艺争鸣》第1 期刊载了张颐武的《第三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学》一文，该文标题就非同一般地把第三世界作为一个主题引入中国文学批评。尽管第三世界这一术语对中国学界一点都不陌生，但此前它一直被大量用于政治学和外交学，与文化学和文学批评无缘。张颐武在90年代初试图把中国文学放入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关系中来加以阐释，试图指出其中存在的影响与焦虑问题，说明文化背后的话语与权力问题，揭示东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平等问题，等等，无疑是在中国学界10余年来的历时文化和文学建构的进程之上拦腰一刀，共时性空间问题一下子显露在中国学界面前。可以说，张颐武是当前中国学界最早一位试图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阐释和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当中国学界还在为纠缠不清的后现代主义殚思之时，张颐武则在这篇文章中开明宗义地提出，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学科学的话语系统正在形成，而这一形成的背后所意味的则是“这种全球性的学术话语往往是以压抑和忽略其本土的文学理论传统和本民族的文学创作的传统经验为代价的”。所以，对这一国际背景的揭示，促使张颐武把第三世界这一视角作为他的批评工作的一个新起点，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成为了中国学界的文化和文学批评的一个新起点。 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学界的这种新的思考点为什么偏偏定格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不是其他时间呢？ 张颐武曾说过，“直到80年代后期，现代性话语变成了后现代性，各种边缘话语重新进入中国之后，我们才产生了第三世界的意识。”〔3〕显然，在回顾后殖民主义话题在中国学界出现的原因时， 张颐武的注意力集中在域外影响之上，因为中国学界从80年代后期以来确实又出现了一股继现代主义之后的后现代主义热。旅美学者徐贲则提供了另一种答案。徐贲认为，中国学界的批评方向和批评话语之所以在90年代初发生重大转型，从以往的政治性很强的文化、思想的讨论，转移到对诸如商品文化、人文精神失落、东方主义、第三世界批评等一些无风险或低风险论题的讨论，恰是1989年政治风波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商品大潮兴起和普遍政治冷淡的结果。〔4〕此外，就中国知识分子个人而言，当时的身份危机也是促成这一文化转型的重要因素。所谓身份危机，据徐贲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身份危机，指中国知识分子在80年代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政治身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昔日的“启蒙”这一中心身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继而更多地是处于边缘地位，处于随时可能接受教育、指导和监督的非自主和非自由状态；一是经济身份的危机，指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经济上已经逐渐丧失了安全性，沦落到社会经济阶层底部的危险日益突现出来，与“文化大革命”前知识分子的经济处境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所以，从这种根本性的双重危机出发，中国知识分子必然要为自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寻找新的定位，寻找新的安身立命的资本。于是，“本土”这一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思想开始在知识分子中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