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7]05-0070-11 2015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开始转热的一年，这与“中国特色”“中国梦”“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性强调密切相关。新时期至2015年，集中体现着中国社会转型由滞涩到突进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时代特点，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为接下来的中国文论发展累积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因此成为需给予历史阶段性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中国现当代主导性文论的奠基理论、生成理论以及主导性的构成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文论建构中这一主导性位置的取得，并不仅是理论自身的事，更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实践的结晶，即民族生存状况、政治状况、经济状况、文化状况、文学状况等综合作用下的历史选择。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现当代中国文论建构中所获得的主导地位，具有历史合理性。新时期至2015年，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文论建构中所处的地位及所进行的研究与建构，也同样经历着转型过程。这期间，多元化的文论建构，无论哪一元，都盘根错节地关联着马克思主义文论，它是文论多元建构随时在场的幽灵。概述马克思主义文论这段时间的问题或状况，其意义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论本身，更在于当下多元化的文论建构。 一、社会转型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历史性尴尬 上世纪初，中国革命领袖们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疗救、拯救国家与民族疾患的理论经典引入中国，此后，虽然知晓并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并不多，但马克思主义在接受群体中却获得虔诚信仰与追随，甚至很多人前赴后继地为之付出生命。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日渐壮大、节节胜利，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人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至高无上的理论地位在革命党人中无可置疑。与这一无可置疑相对应，马克思主义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革命文论建构中的主导地位同样无可置疑。尽管这种无可置疑在当时很长时间里是建立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建国后，马克思主义被神圣化，但被神圣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性的理论，而是实用选择性的及政治强化性的。这样的选择与强化，使马克思主义被断章取义并经常作为教条而运用。其实这种情况在革命时期便不断出现，对此，毛泽东曾以极为严肃的态度斥之为教条主义，并列入党的作风建设的必反之列。被实用化与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政治化而被推上极端政治的“圣坛”，成为极端政治的理论守护神。当“文化大革命”作为党和国家的巨大灾难被结束时，作为极端政治理论守护神的马克思主义也就随之而从“圣坛”跌落，在对于政治的社会性逆反心理中，马克思主义笼罩着被逆反的阴影。 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的几年时间里，马克思主义被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拨乱反正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大家都知道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战胜顽敌，赢得新中国成立；同时，大家也知道，就中国的民族生存状况及国情而言，中国历史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以兴族立国的形象赢得了中国历史的选择，这合于并体现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因此，揭示并实现着这一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学术界的尊重和虔诚研究。然则，历史并不是线型因果链，当“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灾难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而殃及全国，殃及千家万户，并且以灾难而被终结时，作为旗号的马克思主义该怎样面对尊重与虔诚的追随者与研究者们呢？同然，被政治灾难旗号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断章取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是背叛的马克思主义，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是被当作经典与权威而论证与坚持的，它曾经以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而号令全国、号令三军。为此，在拨乱反正及此后一段时期内，它被不谈或少谈，被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不是否弃而是畏惧。但对于它的学术淡漠也因此而来，这种淡漠导致深层研究的门前冷落车马稀。这种情况也见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2008年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五届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丁国旗在提交大会的论文中表达了类似感受，他以切身体会举例说：“2007年下半年，笔者曾应某全国核心刊物之约组织一期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方面的稿子，但令人失望的是，我问过几位多年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或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都委婉地拒绝了我的求稿约请，理由是他们已基本离开了该领域的研究，学术兴趣已移往别处。作为我国文艺领域的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该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阵地，但可惜，目前研究队伍与实力已不如前，许多在此领域有成就的老先生正在陆续退出，而中青年学者却没有及时补上，出现断层现象”①。丁国旗的切身感受，不乏那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实在根据。此之后至2015年这段时间，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研究走着一个由冷渐暖的路程，研究呈多元展开之势，尤其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的研究，逐渐由梳理转入有深度的批判。不过，也不能不看到这类研究中显露出两个冷落的方面：一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读，没有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语境中要点性及特征性地展开，一些重要的理解与阐释思路，比起1980与1990年代，没有更大推进；二是与当下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缺乏深度与力度，教条主义及浅尝辄止倾向仍时有所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