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6)02-0101-16 一、中产阶级研究述评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内富裕阶层的形成，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此外消费主义的流行与大众媒体的渲染，也使中产阶级观念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受到更多关注。这不仅表现在大量当代影视作品以城市白领为描写对象，而且在文化批评方面，以中产阶级为视角的文章和论著不断出现，这包括孟繁华对中产阶级时尚的批判、凌燕对中产阶级文艺作品的审美话语和文化想象的评论，以及何晶对大众媒体如何塑造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论述等(孟繁华；凌燕；何晶)。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产阶级也开始成为论著论文的选题，如关于1960年代西方中产阶级代际文化传承的研究，以及狄更斯、乔治·爱略特和唯美主义与英国中产阶级观念的研究等(程巍55-118；严幸智121-24；王海萌、杨金才65-67；胡永华99-101；许娅、胡永华114-21)。 不过在文学批评领域，中产阶级还不是一个规范和成熟的概念，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批评实践，都还在初始阶段。相比之下，中产阶级的前身小资产阶级概念在几十年来的批判声中，其理论内涵和批评实践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近期出版的《中国“小资产阶级”文艺的罪与罚》不仅是对这一批评传统的总结，而且还包涵了我们今天对中产阶级的理解和肯定。此书所描述的小资产阶级，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中产阶级和后来毛泽东所说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前者被划定为“中农、小工业者、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等等”，其“经济地位很不稳固，经常处于分化之中”(寇鹏程3-7)。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中间等级”的含义(马克思、恩格斯259)。 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产阶级与上述小资产阶级或马克思的“中间等级”有很大不同。这里主要是指二战前后在西方国家出现的以“白领”为主要构成的新的阶层。我们在下文中将要看到，对于这一新阶层的关注，在西方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我国关于这一阶层概念的形成，主要得益于米尔斯(Wright Mills)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1987年这部书的第一个中译本出版，同年赵一凡在《读书》杂志上撰文予以介绍(116-18)。2006年周晓虹的第二个中译本出版，并被广泛引用。这部书描述了美国、特别是罗斯福新政后的社会状况。作者超越传统的阶级划分方法，把中产阶级分为新旧两种：旧中产阶级包括小企业家、小业主、商人和农场主等，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是马克思所定义的中产阶级。而新中产阶级，包括现代企业中的管理人员、社会机构中的专业人员和商业销售人员等“白领”，在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尚未形成规模，是二战前后在西方国家勃然兴起的社会阶层。1950年代美国社会学者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认为，马克思主义二元阶级理论已经过时，他所描述的阶级现象是一种19世纪的古典现实。他认为，阶级的最初原型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它起源于“19世纪早期的一个特殊阶级体系，即英国地主阶层”(128)。但是这个概念现在已经不再适用：“在当代的美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它对于区分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几乎是毫无价值”(124)。如此看来，一些论者认为现在时过境迁，工人阶级已经变得富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可以致富，贫富分化将不复存在。他们不掌握生产资料，却拥有相当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应该说，米尔斯和尼斯比特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阶层描述有一定合理性，但它是否可以移植到中国呢？ 我国的中产阶级研究起步于1980年代的社会学界，1990年代全面展开，2000年以后渐入佳境，研究成果不计其数。李春玲对此进行了分期和评判，并称如今在中国社会学领域“中产阶级研究成为热点”(47)。我国的社会学者不仅对国外中产阶级论著进行了大量译介，而且对国内中产阶级的状况进行了广泛调查；关于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倾向、文化趣味、教育模式等方面都有专题研究(周晓虹，《中国》)，为我们理解这一社会阶层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我们在文学批评领域引进这一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背景资料。社会学领域的中产阶级研究规模庞大，但与文学批评相比，两者思路有所不同。首先，社会学研究通常把中产阶级看作实体，侧重数据的统计和分析。但是因为我国近几十年来社会发展变迁迅速，很多数据很快就变得陈旧。这造成了对这一阶层描述的难度，也招致国外学者的批评。已有人指出，一些研究“描述不准确、数据不统一”，并有“大量猜测的存在”(李成1)。这些描述性研究的主要理论背景是韦伯(Max Weber)和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传统，在方法论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一研究的长处在于对社会人群分类，但缺点是对中产阶级的性质和阶级关系论述较少。正如美国理论家赖特(Erik Olin Wright)指出，现在多数社会学的研究集中在“阶级分类”上，“而不是讨论阶级关系”。这些研究是“定量的经验研究”，“都是以个体层面收集的数据为中心进行分析的”(《阶级分析》13)。因此，描述性的研究和浩繁的数据实际上并不能对我们了解阶级关系提供更多的帮助。“就阶级关系的本质来说，这些思路并未给阶级在性质上的变化留下多少理论空间”(9)。 其次，描述性研究很难采用全球化视角。虽然对中产阶级生存状况进行跨国比较已有成果(周晓虹，《全球》)，但由于描述性研究不以分析阶级关系见长，而侧重不同国家阶级实体之间的比较，因此无法说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中产阶级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而后者才是本文所要关注和强调的重点。 因此，把中产阶级观念和中产阶级实体区分开来，并着重讨论两者之间的差异，很有必要。现有的中产阶级观念并不能如实地反映我国目前的中产阶级状况，而两者之间的这一落差则是我们从理论上理解中产阶级的出发点。这种区分在孟繁华、凌燕与何晶有关中产阶级的讨论中就已经初现端倪：孟繁华把中产阶级观念仅仅称作是“文化符号”(《符号》107)；凌燕认为中产阶级“与其说是一个实体的社会阶层，不如说是一种文化想象”(231)；而何晶则强调，“中产阶层这一尚处于形成初期的少数群体”被媒体进行了大规模的“形象建构”(5-6)。甚至以实体研究和样本分析见长的周晓虹也认为：“对中国这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产阶层还未能成为社会的主流，甚至在今后的几十年间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所谓‘蓝领’工人)的增长速度仍会大大超过‘中产阶层’”(《中国》23)。在这些研究者看来，我国中产阶级观念的思维模式和社会影响，都远远超过了中产阶级作为实体的规模或在人口中的比重。下面我们还要看到，中产阶级观念对生活方式的引领、对个体的塑造作用，已经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可以说，我国中产阶级观念超前而实体规模滞后之间形成强烈对比，对此学界已有共识。而观念大于实体，特别是这多出来的部分，构成了本文的主要议题。我们将引进拉康(Jacques Lacan)和齐泽克(Slavoj Zizek)的幻象(Fantasy)概念，试图从全球化资本扩张的角度，对中产阶级问题作出一个说明。
